英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研究

周成泓

英国虽然人口只有6000来万，但却有着两种法律制度和四个地方政权中心，即英格兰和威尔士是一种法制模式，苏格兰具有同英格兰与威尔士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北爱尔兰还有许多单独的法律和法官。 不过，在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上各个地方是大同小异，都适用2000年颁发的《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及相关的诉讼指引。因此，本文主要以《规则》及相关的诉讼指引为依据对英国的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英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改革
接近正义的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人权，影响公民接近正义的因素有：诉讼的成本，解决争议所要时间，司法制度发现事实真相和适用法律的正确程度。 一般而言，与法院和法院诉讼程序有关的诉讼成本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政府供给法官、法院职员、法庭及其附属设备以及保持制度运转的成本；第二，诉讼当事人的成本，主要包括诉讼费、支付给律师和专家证人的费用；第三，通过政府资助的法律援助和社区法律中心对某些人实施援助，使他们获得法律建议和代理人的成本。诉讼成本的高低及其如何分配直接影响着公民接近正义之权利的行使。因为只有在能够承担得起诉讼费用，且认为诉讼费用合理的情况下，公民才会利用司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反之，如果公民认为诉讼费用高昂或者不合理，那么他们就会放弃对司法的利用，回避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此时，所谓的接近正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另一方面，任何权利都是相对的，接近正义的权利亦是如此，防止接近正义的权利被滥用与保障接近正义的权利同等重要，二者作为共生共存的对立统一体，在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发展历史上此消彼长，二者的矛盾运动推动着诉讼费用制度的发展。此外，一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构建还离不开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
在肇始于1994年、由沃尔夫勋爵牵头负责的民事司法改革之前，诉讼费用过高是英国民事司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前，诉讼费用方面的开支呈一幅急剧上升的严酷画面：1987-1988年间，法律援助费用达4.26亿英镑，到1993-1994年间，这项费用上升为 10.2亿英镑，其中3.5亿花在民事诉讼上。1974年，事务律师的小时计费上升为25英镑，但到1994年已上升为185英镑（平均数），有的高达310 英镑，而同期零售价格指数仅上升了6倍。 在小额诉讼请求的案件中，诉讼请求金额与诉讼费用之间并不存在正比例的关系，请求金额为12500英镑以下的案件，胜诉方诉讼成本在1万至2万英镑之间的占了31%，超过2万英镑的占了9%。这样，小额诉讼请求案件的40%，其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接近或等于甚至大于请求金额的总价值，并且所调查的这些案件中有近一半是以和解方式结案的，只有1/4的案件经开庭审理以判决结案。请求金额为12500英镑至25000英镑的案件，诉讼成本占请求金额的比例，人身伤害案件为41%，建筑合同纠纷为96%。 就诉讼费用问题，沃尔夫勋爵于1995年6月提交的《接近正义》中期报告将英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归纳为4个方面，即费用过度与无法承受、费用不成比例、费用具有不确定性以及费用缺乏竞争力。《接近正义》的最终报告附录三是专门针对诉讼费用的调查统计报告。该报告调查的诉讼费用仅仅包括胜诉方可以从败诉方获取补偿的部分，不包括败诉方自己的诉讼费用以及胜诉方不能从败诉方获取补偿的那一部分费用（约占其全部费用的1/3）。该报告显示，当诉讼金额小于12500英镑时，诉讼费用便大大超过了诉讼金额。而在英国，42％的居民的年收入在10000英镑以下。此外，英国的民事法律援助覆盖面也比较窄，只有极少数特别贫穷的人才可能享受。而民事法律援助费用又十分可观，是法院总费用的两倍多，其中用于支付律师费用的部分约占法律援助费用的90％，而且政府大量的援助费用绝大部分转移到了收入较高的律师手中，而后者又推动了援助费用的进一步膨胀，这也成了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革的动因。
1999年生效的《规则》对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改革拟定的目标是：（1）通过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对当事人必须从事的行为的指导，减少诉讼费用的规模；（2）使诉讼费用的总额更具可预测性；（3）使诉讼费用与争议的性质相适应；（4）赋予法院做出能够更加有效地激励当事人负责任地行事，或者对不合理行为具有更强威慑力的诉讼费用命令的权力；（5）给诉讼当事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他们能够对代理其诉讼事务的律师产生的费用予以控制。 围绕这些目标，沃尔夫勋爵在《接近正义》的正式报告中对改革诉讼费用制度提出了7点建议：（1）诉讼费用的种类必须更加准确地反映新规则给当事人设定的义务；（2）即使所有其他的问题未经诉讼解决，法院也应当拥有处理诉讼费用问题的权力；（3）当某一方当事人付不起某一阶段诉讼程序的诉讼费用时，如法院决定这一程序应当继续，应当赋予法院做出附条件的命令，要求对方当事人支付较弱一方当事人诉讼费用的差额部分，而不论诉讼结果如何；（4）在对方当事人实质上拥有较多资源，或者存在地位较弱一方当事人，存在在诉讼终结时有权要求对方支付诉讼费用的合理性的情况下，法院必须能够做出支付临时诉讼费用的命令；（5）为了使多轨审理程序成为有限制的、公平的、固定的程序，法院应当在使用法院的团体的协助下建立基准费用；（6）新的诉讼费用评定标准应当以《1994年律师报酬规则》为基础，即所允许的总数应当是“对双方当事人而言是合理的”，补偿的基础应当保持这个水准；（7）对本人诉讼中有关可收回诉讼费用的规则进行审查，目的在于简化它们。
根据沃尔夫《接近正义》最终报告的建议，英国有关诉讼费用的改革主张不再奉行“诉讼费用须视诉讼结果而定”及“终结时支付”的原则，而主张法庭在整个诉讼程序中都灵活地运用诉讼费用命令来鼓励诉讼当事人做出合理行为。与旧的规则相比，新《规则》有关诉讼费用的改革措施包括六个方面：（1）要求律师向当事人提供有关诉讼费用的具体资料；（2）尽量提供更多数据，使当事人知道其他律师的收费；（3）使当事人有权评估其律师所作的工作是否必要，处理事务的方法是否恰当，以及处理这些事务的收费是否公平合理；（4）设定基准诉讼费用，并以此数额为标准来衡量律师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及诉讼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支付的费用；（5）关于“参加诉讼各方当事人之间诉讼费用”的改革，要求诉讼各方透露已支出的诉讼费用数额，以及预计需支付的诉讼费用数额；（6）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经诉讼费用评定的诉讼费用与整个案件的诉讼费用不成比例的弊端。 此外，为降低诉讼费用还采取了一系列相关的改革措施，主要有：（1）实施案件管理。减少当事人必须采取的步骤，使法院能够恰当地处理案件，保证案件以与争议的性质相当的方式得到处理；通过达成协议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即时终止争议的方式尽可能早地缩小争议的范围；把证据开示限制在适当的程度内；为程序和听审的进行设定时间表，以便当事人及其律师能够高效率地履行职责；（2）在做出诉讼费用命令时对当事人遵守诉前议定书的情况进行评估。无论是申请还是反对诉讼费用命令的当事人、只要不遵守诉前议定书，都将处于不利的境地；引进诉讼和解要约，并扩大诉前开示的权力，以促进此种要约的做出，在必要时，法院可做出进行开示的命令；（3）由委托人对诉讼费用进行控制。委托人至少可以向他们的律师提出以下要求：防止采取未获指示的重大诉讼策略；取消不必要的调查和细节；控制雇佣和使用法律顾问及专家；禁止进行事先未获统一的开示行为；在利用电话可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不召开会议；控制配备人员的级别等。
二、诉讼费用制度的具体规定
（一）诉讼费用的构成
根据《规则》第43.2条的规定，在由当事人本人进行的诉讼中，诉讼费用包括诉讼费（fees）、法院收费（charges）、支出（disbursements）、开支（expenses）、报酬（remuneration）、补偿费用（reimbursement），以及如在依小额索赔审理制审理的案件中，诉讼当事人由非专业诉讼代理人代理其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任何诉讼费或报酬（reward）。此外，诉讼费用还包括下列两部分费用：（1）由法院评定的下列费用：仲裁人或公断人所主持程序之费用、在审裁处或其他法定机构进行程序的费用、委托人应向律师支付的律师费用；（2）如法院做出评定诉讼费用命令的，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条款应向他方当事人支付的诉讼费用。
（二）诉讼费用承担的规则
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规则是，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即实行败诉者负担原则。英国普通法中的布洛克（Bullock）命令就体现了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原则。比如，P是D1驾驶货车的乘客，该车与D2驾驶的汽车相撞，D1与D2相互指责，法院裁定由D1承担事故责任。在此情形下，胜诉的被告D2有权从P处获得诉讼费用补偿，因为他没有过失而原告却向他提起了诉讼，P应补偿D2的诉讼费用，而D1应补偿P支付给D2的诉讼费用。 但这一原则不适用于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就高等法院家事法庭的诉讼提起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以及就遗嘱认证程序或家事诉讼中的裁决或命令提起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
此外，法院也可不依一般的诉讼费用承担规则而另行做出诉讼费用命令。当法院决定就诉讼费用做出命令时，一般应当裁决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当然，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命令。根据《规则》44.3条规定，法院对下列事项拥有自由裁量权：（1）一方当事人是否应承担另一方的诉讼费用；（2）承担的诉讼费用金额；（3）支付诉讼费用的时间。法院在决定是否就诉讼费用做出命令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当事人的行为、当事人是否部分胜诉以及法院业已注意的、一方当事人提出向法院付款或和解要约。其中，当事人的行为包括：（1）在诉讼程序前以及诉讼程序中进行的行为，以及当事人遵循任何有关诉前议定书的情况；（2）当事人提出、坚持或抗辩某一特定主张或争点是否合理；（3）一方当事人对案件、某一特定主张或争点，坚持主张或抗辩的方式：（4）原告虽胜诉，但是否在全部或部分范围内夸大了诉讼请求。不过，当事人的不当行为只是可能成为胜诉方取回诉讼费用的正当理由，并非是法院命令胜诉方支付败诉方诉讼费用的充分理由。 判决或命令已确定诉讼费用的，当事人须自判决或命令中载明的日期14日内，在其他情形下自诉讼费用证明书指定日期14日内，履行支付诉讼费用的命令。除了否决诉讼费用请求外，法院针对当事人的不当行为还可以行使下列权力：（1）判令根据补偿标准而非基础标准支付诉讼费用；（2）判令立即支付临时诉讼费用，而不必使获得诉讼费用命令的当事人等到判决后才得到支付；（3）判令立即支付自某一日期或至某一日期的诉讼费用的利息，该日期包括判决做出之前的日期；（4）在诉前议定书被违反，导致本可避免的诉讼程序被启动的情况下，允许法院判令不同于《1838年裁判法》所确定的利率，该利率以高过基础利率的10％计算。
（三）诉讼费用的评定
1、诉讼费用评定的目的和基础
诉讼费用评定的目的有三：（1）确定胜诉方当事人应从败诉方得到补偿的诉讼费用金额；（2）在法律援助案件中，确定公共基金应向律师支付的费用；（3）在特定情形下，评定律师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
法院进行诉讼费用评定的基础有两种，一是标准基础，另一个是补偿基础。前者是依诉讼请求金额比例收取的费用，后者是对实际产生的合理费用予以补偿。两种基础各有其合理性及不足。不过，无论根据何种基础进行评定，法院都不准许当事人承担不合理地产生的诉讼费用或金额不合理的诉讼费用。如果法院做出有关诉讼费用命令时，未表明诉讼费用评定的基础，或者其评定基础既非标准基础，亦非补偿基础的，那么诉讼费用根据标准基础予以评定。根据《规则》规定，以下诉讼费用命令推定为依标准基础做出：有关诉讼费用应支付利息的，自产生费用权利的事件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利息：对不支付特定费用驳回诉讼的，被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7条）；原告承诺被告提出第36章要约或第36章付款的，原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6.13条第1款）；被告承诺原告提出第36章要约的，原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6.14条）；原告撤诉的，被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8.6条）。
法院在裁决诉讼费用金额时应当考虑如下因素：（1）诉讼费用是否合理产生，金额是否合理；（2）所有诉讼当事人的行为，包括诉讼前及诉讼中的行为，以及诉讼前及诉讼中为尝试解决争议所作的努力；（3）涉及任何款项或财产的金额或价值；（4）有关事项对所有当事人的重要性；（5）有关事项的特殊复杂性，或者所涉及问题的难度或新颖性；（6）涉及的诉讼技巧、努力程度、专业知识以及责任心；（7）案件所花费的时间；（8）办理业务或部分业务的地点以及环境。
2、诉讼费用评定的机构和程序
诉讼费用评定的机构比较多，既包括各级法院，也包括上议院、区登记处等。具体来说，最高法院 诉讼费用处主要负责高等法院衡平法庭、后座法庭所有案件的诉讼费用评定，包括公司清盘、破产、保护法庭和特定审裁处审理的案件、上诉法院的大多数案件、律师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也评定皇家法院案件的诉讼费用。家事法庭主登记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上议院、区登记处以及郡法院自行负责所审理案件的诉讼费用评定。治安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费用，以及高等法院、郡法院审理案件中，律师收取当事人的费用在500英镑以上的，由法律服务委员会评定；律师收费在500－1000英镑的，可申请由法律服务委员会评定。
诉讼费用评定的程序有简易评定和详细评定两种。简易评定是指法院在做出有关诉讼费用命令时，责令支付一定金额款项的诉讼费用的程序，它不适用于固定诉讼费用或详细评定规则。若支付诉讼费用的一方当事人就主张诉讼费用的金额提出实质性的理由，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简易评定程序的，也有可能拒绝适用简易评定程序。详细评定则指法院官员根据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对诉讼费用金额进行裁决的程序。它是适用多轨制审理的案件及持续时间超过1日的临时申请最有可能采取的评定方法。当当事人就诉讼费用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法院拥有决定是否进行简易评定或命令进行详细评定的自由裁量权。不过，如果是责令或协议向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支付款项，法院就必须责令就作为当事人的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向律师支付的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此一规则也存在例外，即另一方当事人已经同意支付给无行为能力人的特定费用，并且律师放弃主张进一步诉讼费用的权利。
3、详细评定程序
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规定于《规则》第47章《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以及有关拖欠的规定》一章。具体内容如下;
（1）详细评定的一般规则
一般规则是，至有关诉讼程序终结之日才可对有关诉讼程序或者诉讼程序任何部分的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但法院责令进行即时评定的除外，并且在上诉程序未决时，对诉讼费用的详细评定程序并不中止，但法院指令中止的除外。
经授权的法院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程序时，拥有法院的全部权力，但下列权力除外：第一，做出《规则》第48.7条规定的浪费诉讼费用命令（wasted costs orders）的权力；第二，根据《规则》第44.14条（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时法院之权力）、第47.8条（启动详细评定程序延迟之制裁）、第47.3条第2款（对经授权的法院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的异议），以及对委托人应支付给律师的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的权力，除非有关诉讼费用已根据《规则》第48.5条（应向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支付款项的案件的诉讼费用）进行评定之外。
关于详细评定的管辖，《规则》规定，详细评定程序的所有申请书和请求函，皆须向法院适当的部门（具体参见〈有关诉讼费用的诉讼指引〉）提交；法院可指令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为适当的部门；郡法院可指令其他郡法院为适当的部门，法院在做出这种指令时，可无需经受移送法院进行有关程序。
（2）详细评定程序的启动
根据《规则》第47.6条规定，详细评定程序在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有关文书格式载明的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及诉讼费用清单时启动。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向有关诉讼费用的诉讼指引列明的其他任何有关人士，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和诉讼费用清单副本。
根据权利来源的不同，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分为三种，见表一所示：

表一 详细评定程序的启动期间
详细评定的权利来源 须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
判决、指令、命令、裁决或其他决定 自判决等做出之日起3个月，如在上诉期间详细评定中止的，自结束程序中止命令之日起3个月

根据《规则》第38章撤诉 自根据《规则》的38.3条送达撤诉通知书之日起3个月；或者自根据《规则》第38.4条驳回撤诉通知书之申请被驳回之日起3个月
对《规则》第36章规定的和解或付款要约的承诺 自产生诉讼费用权利之日起3个月

《规则》第47.8条规定了对延迟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制裁，分别如下：第一，如果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未在《规则》规定的期间或法院指令的期间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做出命令，要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法院指定的期间启动详细评定程序；如果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法院指定的期间仍不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法院可取消其本可享有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第二，如果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未即时提出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申请的，以及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终结后方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则法院可取消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根据《1838年判决法》第17条或者《1984年郡法院法》第74条本可享有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但不得做出《规则》44.14条（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时法院的权力）规定之外的其他任何制裁。
（3）诉讼费用争点书（points of dispute）及其未送达的法律后果
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以及详细评定程序的其他任何当事人，都可通过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或者详细评定程序的其他各方当事人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对诉讼费用清单中任何项目提出争议。诉讼费用争点书应简明扼要、切中要害，准确陈述争议的性质和理由；表明对诉讼费用清单提出争议的每一个项目；如切实可行的，就寻求降低的每一项目提出建议的金额。
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期间，为自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之日起21日内，但当事人可协议延长或缩短，亦可向法院申请延长或缩短该期间。期间届满后才送达的，除非得到法院特别许可，详细评定程序中不再对争点书举行审理程序。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做出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包括责令支付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的执行程序，可不由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签发。
如果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无权取得诉讼费用的，则法院须撤销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在其他情形下，只有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充分理由，且提出申请的同时提交诉讼费用清单副本、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副本，以及申请时建议送达的诉讼费用争点书草案的，方可依《规则》第47.12条第2款撤销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法院在决定是否撤销或变更时，还须考虑寻求法院命令的当事人是否立即提出申请。
（4）诉讼费用协商一致的程序
根据《规则》第47.10条规定，如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就诉讼费用达成协议，可申请法院做出金额协商一致的临时性或终局性诉讼费用证明书。如在详细评定程序中，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主张，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已同意支付但却并未支付诉讼费用，也未就当事人协议提出申请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签发诉讼费用证明书。上述申请须有证据支持，由签发诉讼费用证明书的法院官员审理。
（5）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的听审程序
根据《有关诉讼费用的诉讼指引草案》第43章第40节的规定，请求举行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为启动详细评定程序期间到期后3个月。法院在收到要求举行详细评定听审程序请求书时，便应当确定举行听审程序的日期。法院至少应提前14日将诉讼费用详细评定听审程序举行的时间和地点，通知所有应当参加的当事人。法院在发送通知书时，应向已送达诉讼费用通知书的人，送达经接受诉讼费当事人依诉讼指引的规定加以批注的诉讼费用争点书副本。除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外，只有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当事人才可出席详细评定听审程序，但法院特别许可的除外。在听审程序中，只能提起诉讼费用争点书列明的项目，法院另有指令的除外。
论驰名商标淡化与反淡化措施
——再谈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立法完善


关键词: 驰名商标 淡化 商标侵权 立法完善
内容提要: 现行立法没有对驰名商标的淡化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制，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的法律规制也是滞后的。商标淡化的范围界定为驰名商标使得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了一致； 驰名商标反淡化实行绝对保护主义。驰名商标淡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商标权扩展基础上的侵害商标权的行为。有关驰名商标保护的国际条约是反淡化保护的有力武器； 我国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也可成为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依据； 强化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意识； 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驰名商标反淡化法》、进一步修正我国《商标法》、颁布《驰名商标保护条例》、修正《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立法上完善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措施。


我国《商标法》在第二次修正时新增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13 条、第 14 条。），但《商标法》并没有对驰名商标的淡化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制，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的法律规制现行立法也是滞后的，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一部《商标反淡化法》，而且中国商标法律法规至今没有明确使用“淡化”一词[1]。但驰名商标淡化行为的的确确是侵害了驰名商标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和与淡化行为人的同行业竞争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市场秩序，是市场运行法则所不允许的。可以说学术界对驰名商标淡化的研究热情还是很高的，但认真审视现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者们对驰名商标淡化与反淡化保护问题的研讨不仅尚留诸多空白，而且现有的成果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不尽人意之处还很多。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商标淡化的范围界定、驰名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及认定以及驰名商标反淡化措施等问题谈些看法，并就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立法完善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以期引起学界对驰名商标淡化与反淡化立法的进一步探讨。
一、驰名商标淡化： 陈旧而又常新的话题
( 一) 商标淡化——界定其范围为驰名商标是一种共同的立场选择
一些学者认为，商标淡化理论起源于德国 ODEL 案件的判决，并被 1894 年 5 月 12 日颁发的德国商标条例所肯定[2]。另有学者主张，“淡化理论最早由美国法学家斯科特于 1927 年提出，主要是为了保护驰名商标的显著性”[1]，目前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商标淡化理论中的“商标”是仅指驰名商标的，并且明确主张“商标淡化是针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而言的”[3]，笔者也认为商标淡化是针对“驰名商标”淡化的，本文也正是基于“驰名商标”这一范围来阐述驰名商标淡化与反淡化措施的。所谓驰名商标的淡化是指“未经驰名商标所有人认可，在不相同、不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类似的商标”[4]，表现为减少、削弱某一驰名商标的识别性和显著性，损害、玷污其商誉的行为。
美国《1995 年联邦商标反淡化法》中所称的“淡化”，是指“对驰名商标区别商品或服务的能力的削弱，不论有无混淆、误认或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5]。之所以规制驰名商标的淡化而舍弃对普通商标淡化的法律规制，主要是因为普通商标的影响力和显著性较小，其覆盖面有限[6]。实际上，舍弃对普通商标淡化的法律规制，是与立法者的法律成本心理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的。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讲，“生产、制定和实施法律也需要成本投入”[7]，因此，如果对普通商标淡化进行法律规制，除了要投入大量的立法成本外，关键是该项制度一旦确立其实施成本太高! 数量众多的普通商标的“量”决定了被淡化机率的提升，从而也决定了淡化纠纷机率的提升及解决纠纷成本支出的增大。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普通商标所内含的价值是有限的。而且，如果将普通商标淡化也纳入商标侵权之列，则不仅会给其他社会主体增加更重的义务，而且还会增加实施法律的成本。认定淡化行为以驰名商标为限，既能有效地保护商标权人的权利，也没有过分地限制他人选用标识的自由，是正确解决权利冲突的平衡点。我国《商标法》将驰名商标区分为已注册与未注册的商标，而给予不同的法律保护。反淡化保护只是针对已经注册的驰名商标的，而对于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只禁止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注册和使用。这体现了我国《商标法》重在保护注册商标的原则。
从国际公约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商标淡化立法看，将其范围界定在驰名商标之内，是一种共同的立场选择。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此情况下，尊重并借鉴他国关于商标淡化的立法经验，界定商标淡化的范围为驰名商标就使得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了一致。
( 二) 《巴黎公约》与 TRIPs 协议对驰名商标保护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保护模式及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绝对保护主义
国际上对驰名商标保护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保护模式，一种是相对保护主义，一种是绝对保护主义。《巴黎公约》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采取的是相对保护主义，即禁止他人将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在与商标所有权人相同或近似的行业中注册或使用，至于在非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则是被允许的； 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以下简称 TRIPs 协议) 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采取是绝对保护主义，即禁止他人在任何行业，包括在与驰名商标商品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行业中进行注册和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对于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现在大多数国家采取绝对保护主义。
随着商品社会的日益发展，一个“驰名”的商标会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不同种类的商品上，而这些商品之间在类别和属性上也许根本不同，从而发生了商标与商品类别联系的相对弱化和商标与商品生产者的相对分离。如果不对驰名商标进行跨类别保护，即使商品类别和属性不同，公众仍会在新商品和驰名商标权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从而引起消费者的误认。因此，相对保护主义已不能切实保护公众和驰名商标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了更好地保护驰名商标，许多国家对驰名商标实行了绝对保护主义，即禁止在任何商品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TRIPs 协议第 16 条第 3 款规定： “巴黎公约( 1967) 第 6 条之二应比照适用于与已注册商标的商品或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只要在那些不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的商标可能暗示该商品或服务与该注册商标所有人之间存在联系，并且此种使用可能会损害该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利益”[1]，此规定明确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了非类似商品或服务上，对驰名商标实行绝对保护主义提供了法律依据。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现在许多国家都实行了绝对保护主义。
我国《商标法》第13 条第2 款规定： “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13 条第 2 款。）。这说明已经注册的驰名商标，其保护范围是跨类别的。其保护范围辐射到“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的商品上[8]，我国的法律规定与 TRIPs 协议是相一致的，虽然对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没有作出明确法律规定，但是显然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采取的是绝对保护主义。
二、驰名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及认定
驰名商标的淡化行为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是一种不当得利行为，有人从与驰名商标淡化行为人有相同业务的其他经营者角度出发，认为驰名商标淡化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更多的人认为驰名商标淡化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驰名商标淡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商标权扩展基础上的侵害商标权的侵权行为。对驰名商标淡化进行法律规制，将驰名商标淡化纳入商标侵权行为，对驰名商标权人来讲，其商标权内容因此而扩大，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法律利益； 而对于非商标权人，则新增了一项法律义务，他们不能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于非同类的商品或服务上，否则就有可能构成侵权。传统意义上的商标侵权行为，是未经商标权人的许可，侵犯商标专用权保护范围的行为的总称[9]。一般情况是将其商标用于同类商品上为典型的表现形式，而商标淡化理论则认为，将他人的商标用于不同类的商品之上，同样也会给商标权人造成损害。传统的商标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 侵权行为的过错性、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存在损害后果、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的因果性[10]。驰名商标淡化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构成要件： 第一，行为人有未经授权使用驰名商标的行为； 第二，行为人为商业目的使用驰名商标( 违法性) ； 第三，对驰名商标及商标所有人可能或已经造成的损害( 存在损害后果) ； 第四，商标淡化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过错性) 。对于前三个构成要件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判定淡化时是否应考虑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即是否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为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方面，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认定淡化时不考虑行为人的心理状态”[3]，也有人认为“淡化行为人须存在主观过错”[11]。对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必须是驰名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应进行理性的探析。如果立法上不明确商标淡化构成的要件，则不仅意味着无原则地扩充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更会造成司法评判的冲突，对立法和司法将产生不良影响。笔者认为，在判定商标淡化构成要件时，不用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也就是说不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为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
驰名商标自身的显著性及其承载的巨大商业价值，凝结着商标权人巨大的劳动，也体现着商标所有权人的人格，同时还能激励商标权人维护凝结在驰名商标中的商业信誉。而驰名商标淡化效应的产生就是因为非权利人借助驰名商标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将驰名商标用在非竞争商品上，从而逐渐削弱或降低了该驰名商标所具有的信誉。商标标记越是具有显著特点或者唯一性，它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就越深。而消费经验也能证明，当某一商标达至驰名程度时，人们感知商标的同时，往往会同时感知这一驰名商标所联系的商品或服务。在人们的感知世界中，特定的驰名商标与特定的商品或服务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关系。当人们提及“BENZ( 奔驰) ”商标时，人们的脑海之中会马上出现“轿车”的商品形象，提及“COCA-COLA( 可口可乐) ”商标时就会想到世界上销量第一的软“饮料”； 同样的我国的“HERO( 英雄) ”商标与“金笔”、“海尔 HAIER”商标与“电器”、“莲花”商标与“味精”、“宇通”商标与“客车”之间，也都存在着一种感知上无法分割的联系。而驰名商标淡化行为所冲击的，正是这种无法分割的联系。当他人将“海尔 HAIER”商标用于兽药或饮料等商品之上时，无形中就会冲淡人们感知世界中“海尔 HAIER”与“电器”之间的联系； 当他人将“莲花”商标用于防腐剂或饲料等商品之上时，所引起的感知后果，不仅会冲淡了“莲花”与“味精”之间的联系，而且还会扭曲原有的驰名商标形象……尽管这些都是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于不同类别的商品或服务之上，但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的确是破坏了特定商标与特定商品之间感知上的联系，而且这是不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论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以及是否希望、放任这种损害后果的发生，只要实施了上列行为，其损害后果是必然出现的，且这种损害事实与行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也就说在判定驰名商标淡化构成要件时，实际上是不用去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一些在理论研究中坚持“淡化行为人须存在主观过错”观点的学者，实际上也不得不承认“在特殊情况下，无过错也要承担责任”[12]。因此，在判定驰名商标淡化构成要件时不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明智的选择。
在认定驰名商标是否被淡化时并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否有过错，而主要是考虑商标淡化的表现形式，是否的确淡化了驰名商标。在实际生活中，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于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以及作其他使用的另类使用的情形很多，而这种使用就使得驰名商标不管是行为人愿意还是不愿意，实际上淡化了驰名商标。最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将与他人驰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使用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例如，他人将电脑“苹果”商标作为自己生产的农药的商标，将“宇通”商标用作凉席的商标； 第二，将他人驰名商标作为商号使用，例如将“海尔”商标用作自己企业的商号； 第三，将他人驰名商标在广告中不正当使用； 第四，将他人的驰名商标淡化成商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使用[2]，例如，众所周知的吉普( Jeep) 、氟利昂( Freon) 、阿司匹林( Aspirin) 等原来都是国外的注册商标，由于使用、管理、保护不当，就成了同类产品的通用名称，它作为商标所具有的显著性、识别性就不复存在了； 第五，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作网络域名不当使用，例如将驰名商标“海尔 HAIER”抢注为自己的域名( www． HAIER． com) ； 第六，将他人驰名商标作为商品包装、装潢使用等等。所有这些淡化驰名商标的表现形式，无疑都冲击了人们对驰名商标与特定商品或服务之间的感知性联系，都会使驰名商标作为识别标志的作用“淡化”，并使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商标信誉受到损害（笔者在之前的论文中就认为： 对于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还适用“反淡化原则”，我国未有“反淡化”的相应规定。“反淡化”这一原则认定无疑使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参见任燕： 《论因特网上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兼谈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立法完善》，《河北法学》2010 年第 10 期，第 145 －150 页。）[13]。
三、驰名商标反淡化措施
( 一) 有关驰名商标保护的国际条约、公约是反淡化保护的有力武器
1985 年 3 月，中国加入《巴黎公约》，有了保护“Well-known Mark”( 驰名商标) 的国际义务； 1995年 1 月世界贸易组织( WTO) 建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保护“Well-known Mark”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共同的义务[1]。TRIPs 协议明确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了非类似商品或服务上，对驰名商标反淡化实行绝对保护主义。我国作为成员国，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可以在我国国内直接适用，而成为反淡化保护的有力武器之一。我国可以依据有关国际公约、条约的规定，对驰名商标进行反淡化的保护。
( 二) 我国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也可成为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依据
我国关于商标淡化的立法始于 1996 年 8 月 14 日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2001 年 10 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我国《商标法》进行修订时，也就商标淡化问题进行了一些规制。这些规定，对于切实保护驰名商标权利人的利益，有着积极的意义。2001 年我国《商标法》修订后增加了相关条款，明确了对驰名商标实行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虽然没有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明确规定，但是其明确了对已注册的驰名商标进行跨类别的保护，即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作出了“不予注册并不能使用”的明确法律规定； 同时还明确规定了“反向假冒”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填补了以前我国立法上的空白；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5 条第 2项规定“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淡化”两字，但是内容确实是反“淡化”的。该条款以“知名”取代了“驰名”，扩大了反淡化的保护范围，且反淡化对象不仅仅限于商标，而且还包括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等。除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外，有关的司法解释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也作出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第 1 项规定： 他人将与驰名商标或相似的文字作为该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时，属于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该条第2项同时又规定： 复制、模仿或者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也属于《商标法》第 52 条第5 项规定的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以上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可以成为我国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依据。
( 三) 强化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意识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各市场主体为了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能产生最大经济效益的环节上，总是想尽办法赢得市场。因此，要让各市场主体明确驰名商标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认识驰名商标所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一方面作为驰名商标权利人应自觉加大驰名商标保护的力度，另一方面侵权行为人要明白淡化他人的驰名商标所承担的巨大责任，同时消费者及其他市场主体都应加强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意识。因此，各市场主体的自觉行为才是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最普遍与经常的方式。强化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意识，加强市场行为者的维权意识、公平竞争意识尤其是驰名商标特殊保护意识，才是解决驰名商标淡化问题的根本所在。
( 四) 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立法完善
认真审视现行法律、法规之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其间还存在有诸多需要修补和完善的地方。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驰名商标反淡化法》，使我国的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无法可依； 我国现行的《商标法》也仅用了 2 个条款规定了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且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保护还没有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作出规定，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没有对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至今我国还没有颁布统一的《驰名商标保护条例》。因此，应进一步完善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立法。
1． 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驰名商标反淡化法》，切实保护驰名商标，防止驰名商标被淡化。为了防止驰名商标淡化降低驰名商标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独特商标的显著性，保护驰名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与淡化行为人的同行业竞争者的合法权益，以及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在今后的立法中制定一部统一的《驰名商标反淡化法》，作为经济法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增加一部新的特别法，提供一部全国统一有效的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法律依据。在立法技术上，除了设置“总则”外，还应设立相应的“章”“节”有效地对驰名商标淡化的行为给予反淡化的保护，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立法时就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的承担上，应当增加“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使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包含一定的“补偿”性，并且将“补偿”的数额明确规定在 100 万 －1000 万这个幅度之内； 此外还应当增加“罚款”的责任形式，使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包含一定的“惩罚”性，并且将“罚款”的数额规定在不低于 1000 万这个幅度之内。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既包含一定的“补偿”性，又包含一定的“惩罚”性，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驰名商标淡化侵权行为的发生。之所以将“补偿”数额、“罚款”数额规定在 100 万以上，这是因为，当侵权人所获利益高于违法成本时，侵权人的心理往往是会倾向于高的利益而不会是低的违法成本，尽管侵权人对该违法成本的支出也不情愿，但侵权人为了获得相对于高的利益，往往会愿意支出低的违法成本的，因此要将违法成本规定得相对要高一些，要高于侵权人所获利益，但对于驰名商标来讲，其无形价值往往高达数亿元，所以暂将“补偿”数额、“罚款”数额规定在 100 万以上也不是一个理想的补偿额和惩罚额，笔者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人们对驰名商标保护意识的加强，这一数额必将还会不断地提高，当然，“补偿”和“罚款”都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此种补偿性和惩罚性的措施，使驰名商标淡化的侵权行为降到最低以至于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在立法技术处理上，考虑到驰名商标淡化侵权行为与其他商标侵权行为都属于侵权行为，因此，可以直接修改完善现行商标法第 53 条和第 56 条以及商标法实施条例第 52 条的规定，作为统一的《驰名商标反淡化法》关于驰名商标淡化侵权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2． 进一步修正我国《商标法》，在商标法中增加“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特别保护”的规定。在第三次修订我国《商标法》时，应在“总则”中增加“国家对驰名商标实施特别保护”的具体规定，增加相应条款明确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保护措施。对驰名商标的淡化形式可用列举的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如不得将驰名商标用作企业名称、商品名称以及网络域名、营业招牌等行为，通过立法明确淡化的含义、淡化的种类、责任的承担方式等。在设计立法技术方案时，应将驰名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告知社会，明确规定驰名商标淡化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以此设置法律条文： “未经驰名商标注册人许可，将与其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图形等可视类标志用作企业名称、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以及网络域名、营业招牌等行为的，属于该法第 52 条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通过修正我国《商标法》，使驰名商标得到高于普通商标的特殊保护，使驰名商标反淡化特殊保护有法可依。
3． 颁布《驰名商标保护条例》，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特殊保护作出明确规定。国务院应根据修订后的我国《商标法》颁布《驰名商标保护条例》，进一步明确淡化的性质、淡化侵权的界定及其表现形式、构成要件、赔偿额的计算标准、责令停止不法行为、诉前证据保全、禁止使用、收缴并销毁其商标标识、撤销等具体的承担责任的方式以及惩罚和补偿的条款等； 通过立法规定联合商标和防御商标制度、调整反淡化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范围、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法律保护延伸至网络领域、扩大反淡化保护的范围等，以条例作为具体对驰名商标反淡化进行特别保护的又一准则。
4． 修正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保护驰名商标，对驰名商标反淡化的特殊保护作出“兜底”性规定。对上述法律、法规不能完全规制的驰名商标淡化行为，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驰名商标免于被淡化。从立法技术角度考虑，可修订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使“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纳入其中成为一项独立制度，可直接增加一个条款： “禁止使用驰名商标于不同商品或服务上以利用驰名商标之信誉冲淡其显著性”，或者对其他另类使用驰名商标淡化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对其他法律、法规没有涉及到的可能对驰名商标造成淡化的侵权行为作一个“兜底”性的规定，进而全面对驰名商标进行特殊保护，防止驰名商标被淡化。



注释:
[1]安青虎． 驰名商标和中国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566，566，566，485 －486．
[2]李玉香． 著名商标保护的屏障——商标“反谈化”理论的探索[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5) ：99，98 －101．
[3]蒋怡． 谈商标淡化的认定[J]． 人民司法，1999，( 10) ．
[4]房芳． 驰名商标淡化及其对策[J]． 法学，1996，( 9) ．
[5]陈静梅． 美国《1995 年联邦商标淡化法案》之介绍与评论[EB/OL]． http： / / www． cnkl． net． 2004-06-20．
[6]蒋怡． 商标淡化案例分析[J]． 中华商标，1999，( 5) ．
[7]周林彬． 法律经济学论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8．
[8]吴汉东． 商标战略管理诉讼[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 235 －236．
[9]王锋． 知识产权法学[M]．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 311．
[10]陈永平． 知识产权法学[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