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


民政部关于做好外援抗震救灾款物接收、发放、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民政部


云南省民政厅：
国际社会对云南地震灾害非常关注，一些友好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外民间团体主动提供援助，外援救灾款物正陆续发往你省。为做好这些款物的接收、发放、使用、管理工作，特将有关事宜作如下通知：
一、加强组织领导。灾区各级特别是省、县两级应成立接收、发放、使用、管理外援款物的临时机构，接受项目援助的地区或单位，还应成立项目执行机构，要抽调得力干部负责办理具体事务。省要有代表驻北京办事处，负责援物进京后的转运事宜。中级主要领导要有人负责抓好外援
款、物的接收、发放、使用管理工作。
二、受援地区各级办事机构接收、转运外援款物要严格交接手续，做到帐目清楚、手续完备，防止发生漏洞。
三、分配外援款、物要严格按照援助国（包括组织和个人）的协议和意愿，坚持专款专物专用的原则，重点使用，统筹安排，严禁挪用和弄虚作假。对没有协议和没有明确意愿的款物可由当地政府合理分配，用于抗震救灾。
四、对按协议和意愿用于生活救济外援款、物，不得平均发放，应采取村民委员会（用于伤、病员的药品，奶粉等可由医疗单位决定）提名造册、乡政府批准，张榜公布的发放办法，发给因灾生活确实困难的灾民；用于恢复、重建家园项目的外援款、物（如修公路、盖学校、医院等）
，应由执行机构作出规划，列出需用款、物的数量，经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审查，报民政部审定后实施。
五、对援款、援物一律实行无偿发放，严禁变相收费和变卖转卖。对发放使用要认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查出的贪污、挪用、徇私舞弊等违法乱纪者，无论什么人，都要严肃处理，情节恶劣的应依法惩办。
六、对指定用途的援助，在接收发放时，要适当拍摄一些带有援助者标签的现场照片或录像；发款、购物要开具发票；发放使用结束，要分别将发放的地区、数量、救济人数等汇总列表，写出书面报告，连同以灾区人民名义向援助单位的感谢信，一并报送民政部。另外，还要准备接待
援助国派人来对发放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七、要教育灾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珍惜一些友好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灾区给予援助的友好情谊，更好地贯彻生产救灾方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战胜灾荒。
八、外援物资在港口和国内运输的一切费用，暂由你省垫支。
九、对国内支援、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使用、管理工作，可参照本通知精神办理。



1988年11月25日
危险犯及其未完成形态之浅究


在现有的刑罚理论中，危险犯理论已是一种十分显见和引人注目的理论现象。危险犯的理论和法律鉴定，危险犯的刑罚理论是否科学等一系列的问题的研究对于危险犯的定罪量刑、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判案，都有着十分大的意义。正确的理论前提是我们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得出正确结论的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为此，本人从危险犯的基本理论问题出发，同时涉及其为完成形态问题，力求陈述各学家之说，综合以述之。

一、危险犯理论透视
谈及危险犯，我们必然涉及到其概念等理论问题。而这，正是法学家争论的一大焦点所在。学界大抵有如下三种观点：
1.第一种观点把危险犯定义为——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为犯罪既遂标志的犯罪。这是我国目前学界和法界的通说。
2.第二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以危害行为具有造成一定后果的客观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判断危险犯既遂的标准施行为人所实行的危害行为是否达到一定后果的客观危险状态。
3.第三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实害结果发生，但实害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或者说是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危险结果构成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
本人认为，上述几种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
我国刑法与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的刑法规定不同，此些国家可以认为其刑法分则的规定是以既遂为模式，构成要件其实也就是既遂的要件，行为成立犯罪往往即时成立既遂。他们可以说危险的发生是犯罪的成立条件，也可以认为它是既遂的标志。而我国刑法并未规定对预备犯、未遂犯的处罚只限于分则得特别规定，而是在总则的中规定原则上处罚所有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据此，笔者认为，我国规定罪与罚的分则性条文不是针对犯罪既遂，而是针对犯罪成立的。犯罪成立并不等于犯罪既遂，而是包括预备、未遂、中止等形态。即使是有既、未随之分的故意犯罪，刑法分则也不是以既遂为模式的。我国的刑法分则都是前部分陈述罪状，后部分再是法定形模式。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预备犯、未遂犯原则上都应负刑事责任，把这一精神灌输到分则中，得到的结论是分则中的规定是针对犯罪成立，而不是针对犯罪既遂的。
前述中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危险性为具有造成一定后果的客观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的犯罪。而这种定义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危险犯是以危险行为具有造成一定后果的危险性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二是“以危害行为造成客观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任何犯罪都是具有侵害法益危险性的，都可能造成一定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并不是危险犯的本质特征，可见一种涵义并没有准确划定危险犯的本质特征。而依照第二种含义，危险行为造成了危险状态，犯罪可能成立;若未造成危险，则犯罪不成立，这本来是对的。但是，该论者有指出，判断其既、未遂的标准是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如果未造成危险状态，成立犯罪未遂，这显然是前后相矛盾的。可见第二种观点也不科学。
至于第三种观点，论者认为危险结果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又认为法定危险状态的出现是危险犯既遂的标志，如未发生危险状态，则成立未遂。然而这种观点只适合于日本台湾等地区，并不适用于我国犯罪论的体系以及立法的特点。犯罪构成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具备犯罪构成就意味着犯罪的成立，反之，缺乏某已构成要件则犯罪不成立。也正如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犯罪构成要件是成立犯罪的必要条件，而非判定犯罪既遂的条件的结论。可见第二种观点也是不严谨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危险犯定义为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导致了某种特定的危险状态出现为犯罪成立必要条件的犯罪较为科学。它又如下几个优点：
(1)、符合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危险犯以危险的发生为成立条件，即是说，当行为不足以造成危险时，不成立犯罪。
(2)、符合我国的刑罚理论。犯罪构成是在犯罪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犯罪是怎样成立的，犯罪成立需要哪些法定要件，并不要求回答犯罪形态的问题，也即说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认定行为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危险犯以危险的发生未构成要件，危险不发生则不构成犯罪，这正符合我国的刑罚理论。
(3)、再者，该种定义有利于鼓励犯罪人积极中止犯罪。

二、危险犯和行为犯、结果犯的关系探究
说到危险犯我们会很自然地谈到其出处即为什么要划分危险犯，那也就必然涉及犯罪的划分问题。因此呢我们必然要了解危险犯和行为犯、结果犯的关系问题。
危险犯的概念以上已有论及，而从危险犯和行为犯、结果犯的概念可以看出，要弄清几者关系。首先要弄清犯罪结果的含义。谈到危险结果(又叫危害结果)的含义,学界可谓观点纷呈,莫衷一是.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种观点:
1、第一是指危害社会的的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侵害。
2、第二是指“危害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具体侵害事实”。
3、第三是指“犯罪行为通过影响犯罪对犯罪客体所造成的法定现实损害及具体危险的事实”
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切犯罪都能给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害，或言“一切犯罪行为都必定有其犯罪结果，犯罪结果”。
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切犯罪都能给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害，换言之，“一切犯罪行为都必定有犯罪结果。犯罪结果是每一个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条件，缺少这个条件，犯罪就不能成立。”按照此种观点，一切犯罪都是以犯罪结果为犯罪构成条件的犯罪，即一切犯罪都是结果犯。果真如此，把结果犯作为一种犯罪类型意义何在呢？可见第一种观点对犯罪结果的定义过宽，此外，它也只是笼统地说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对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损害，这容易引起犯罪结果与社会危害性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因为社会危害性即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实际上，危害结果虽可决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或大小，但并不等于危害本身。前者是行为造成的具体事实，而后者是行为的本质特征。
第二、三种含义的分歧关键在于犯罪结果是否只限于现实的损害。危险犯不是行为犯，而与实害犯同是结果犯，因为危险犯也需要有一定的结果，只是他要求的结果是某种状态而实害犯要求的结果是实际的损害而已。而观点二则认为结果犯仅是实害犯，一样不可取。
我认为，犯罪结果是指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意造成的是既损害事实。危险犯是以行为导致的危险为构成要件，但并不以实害结果为要件。因而，危险犯不属于结果犯，二是行为犯的一种，即行为犯是危险犯的上位概念，除了危险犯外，行为犯还包括其他形式的行为犯。结果犯仅指实害犯。

三、危险犯的未遂问题
危险犯对于量刑的作用与意义，是危险犯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一旦被认定是危险犯，就可以不要犯罪结果而认定既遂。传统对既、未遂大致有“犯罪目的说”、“犯罪结果说”、“犯罪构成说”。
“目的说”认为未遂或说未得逞是指行为人没有实现其犯罪目的，即犯罪目的的实现与否是既、未遂相区别的主要标志。“结果说”则认为是否造成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是既、未遂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构成说”认为犯罪的行为没有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犯罪构成是否齐备应是犯罪既、未遂的主要标志。然而，上述几种观点的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
1、“目的说”的缺陷在于单纯的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出发，忽视犯罪目的与犯罪结果在本质上相联系、相一致的特点，以致会在犯罪结果已经出现、并且已经满足了某一犯罪构成的情况下，仍然得出犯罪目的未出现而得出未遂的错误结论。
2、“结果说”又单纯从客观角度出发，忽视了在直接故意中，犯罪结果只有和犯罪目的的性质以及犯罪构成的内容相一致时才具有法律意义的属性，以致脱离主客观相一致的原理，得出凡是出现危害结果都可以认定既遂的错误结论。
3、“构成说”则把犯罪构成看成是可以脱离犯罪目的和犯罪结果而单独存在的单纯行为的法律规定，以致得出即使没有出现为犯罪目的所包容的结果和没有实现行为人的犯罪目的，仍然可以构成既遂的错误结论。危险犯的既遂理论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看到的传统的危险犯理论通常被放置于直接服役犯罪之中加以论述的，并被认为他不要求犯罪结果既可构成犯罪既遂。但这种理论始终回避作为直接故意的危险犯的目的所在和危险本身完全有可能导致实害结果发生的客观事实，于是要么把危险状态看成依附于行为，而这种行为一部要求有犯罪结果，要么就把它看成是一种犯罪结果，危险犯既遂也是以结果为条件的既遂。笔者认为，诸如破坏交通罪、破坏交通设备罪等所谓的危险犯，同样应受到直接故意犯罪既遂、未遂原理的制约。
综上所述，尽管危险犯等问题学界一直以来就颇有争议，但这更促进我国的法制的研究，对于法律的健全以及法治社会建设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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