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2007年5月31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和捕捞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等渔业生产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渔业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加强水域、滩涂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保护渔业生态环境，合理利用渔业资源，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的渔业工作。
省辖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用于养殖业的水域、滩涂进行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
第六条 在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的水产种质资源的主要生长繁育区域建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省、省辖市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由省、省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的水产种质资源的品种名录，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经费投入，安排专项资金，组织有关部门在天然水域采取增殖放流等措施，增殖渔业资源。
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经济价值渔业资源的产卵场进行增殖放流；禁止向天然水域放流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的名录，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八条 单位和个人使用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应当向有管辖权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下列规定条件的，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
(一)申请养殖的范围符合水域综合利用规划；
(二)养殖品种、规模和方式符合水产养殖规划；
(三)有相应的生产经营能力；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承包集体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依法签订承包合同后，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养殖证。
核发养殖证，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养殖许可机关应当自受理养殖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许可决定，逾期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 鼓励、支持生产优质水产品，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水产质量安全标准的水产品。 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执行水产养殖的技术标准、规范，养殖水体的水质应当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不得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饵料、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国家规定禁止使用的药物。
第十条 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生产场地，水源充足，水质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
（二）用于繁殖的亲本来源于原、良种场，质量符合种质标准；
（三）生产条件和设施符合水产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
（四）有与水产苗种生产和质量检验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十一条 从事水产品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申请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经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逐级上报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由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证书，具体认定办法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转让、买卖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证书、标志。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生动物的防疫工作，监测、预防和控制渔业疫病的发生和蔓延，并建立、完善水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加强监督管理，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
第十三条 渔业船舶必须经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依法登记后，方可下水作业。
渔业船舶的检验、登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渔业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在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从事水生动物、水生植物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船舶登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捕捞许可证。
具备下列条件的，方可发给捕捞许可证：
（一）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二）有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三）符合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凡在本省水域采捕天然生长和人工增殖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门用于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十五条 禁止在河流、湖泊、水库使用禁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进行资源破坏性捕捞。
禁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并公布。
第十六条 在河流、湖泊、水库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保护渔业资源。渔获物中幼鱼比例按尾数计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未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捕捞活动。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
（二）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
（三）未经批准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的苗种和怀卵
亲体；
（四）制造、销售禁用渔具；
（五）在养殖水域内清洗、浸泡有毒器皿和有害渔业资源的其他物体。
第十八条 在重要经济鱼类洄游通道建闸、筑坝，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建造过鱼设施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十九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向渔业水域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圾和其他废弃物。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排入渔业水域的，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由事故发生地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非法生产水产苗种的，没收苗种和违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从事捕捞活动的，责令立即停止捕捞，没收渔获物和渔具，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
（二）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
规定进行捕捞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三)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
所得，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
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
（四）制造、销售禁用渔具的，没收非法制造、销售的渔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罚款；
（五）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
第二十四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权限核发养殖证、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捕捞许可证的；
（二）未按规定履行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三）违反规定使用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论人大常委会监督职能的加强
云南大学法学院06级硕士研究生 杨盛秋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但就当前来看，
我国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人大常委自身监督机制尚有缺憾，监督工作面临体制障碍，人大监督文化并没有形成，从而制约了我国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基于对此现状的分析，进一步探讨加强和完善人大常委会监督职能的对策。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 人大常委会 “一府两院” 监督职能
在我国主要确立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其中权力机关则是最主要的监督主体。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人大监督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实现法治的具体要求，也是树立宪法权威、维护法制统一的关键。
一． 人大监督概述
（一）人大监督的概念
我国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多样，要依靠一支数量庞大的兼职的人大代表来履行繁重的复杂的各项职能，显然不现实。况且通常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为弥补上述缺陷，宪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作为人大的常设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都是国家权力机关，都有行使监督职能的权力。人大监督包括对其自身的监督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明确了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监督法第二章至第八章规定了七种监督形式。其中经常性监督主要有四种, 即: 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决算, 听取和审议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即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基于此，本文所研究的人大监督主要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一府两院”的工作依法进行指导、审查、督促，并在此基础上行使相应的审议批准、决定、罢免等职权的过程。监督内容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方面。
（二）人大监督的价值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公民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国家机关，人大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主权。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在性质上是具有国家性、人民性和绝对权威性的最高层次监督主体。
监督，就是对国家权力的运行加以控制以期预防和消除权力滥用行为的发生和蔓延。监督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是防范和纠正国家行为偏差的强制措施，是保障和提高国家决策效能的理想途径，是克服国家权力自毁基础的补救手段，是现代国家职能中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一种职能。
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的国家权力之一。从理论上讲，国家监督权力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广大人民是实施国家监督的根本主体，人大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就成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政府等国家机关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不承认或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就是不承认或不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就是动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在近代各国宪政史上，国家机关的分权和相互制约是普遍性的规律。分权学说的精髓是分权和制衡。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我国的宪政实践中，在批判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学说的同时，往往忽略国家权力分工和制约的必要，讳言监督，没有很好地解决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问题。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理论与“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实质，是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制约和规范。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少数统治者或者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制衡 ,变成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这种监督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的最高层次的监督 ,是国家监督制度的基础。
二． 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监督弱化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人大监督制度功能不断得到强化，人大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依法行政,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监督法》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规范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人大作为“全权机关”职权的虚化,夯实了维护法治、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制度基础。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职能仍需强化，人大常委监督表现出抽象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弹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一般性监督多，跟踪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前事中监督少等特点 。监督工作仍是人大常委会工作的薄弱环节，其监督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影响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监督职能发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宪法监督制度不完备
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宪法监督是法治国家的法制保障。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首先就应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
我国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对于宪法监督应该既包括特定机关对国家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也应该包括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的遵守宪法的具体活动的监督。但是，“实践中我国宪法监督主体所进行的宪法监督，无论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至多只是就法律法规是否与其上位规范相抵触的问题进行审查，这种只停留在抽象监督范围的宪法监督距完善的宪法监督距离甚远”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宪法监督程序不明确。宪法没有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的具体程序，在实际中就套用了立法程序。这样，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起合宪审查的主体一般通过“要求”或“建议”形式提出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是否受理、怎样具体审理及结论如何都没有具体规定，更谈不上透明度；县以上人民代表大会怎样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的执行更是不明确。
2．宪法监督内容不够全面。根据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里必须明确的是违宪不同于违法，违宪是国家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宪和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职务行为违宪。事实上，我国的宪法监督只限于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对特定主体的具体行为的宪法监督还从未实施过，这样一来，“一府两院”滥用权力和越权等违反宪法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违宪制裁。
3．宪法监督权的实施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宪法监督、宪法保障和特定国家机关的违宪行为进行追究的制度，外国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制裁违宪立法和违宪行为的。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监督法》规定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显然缺乏刚性效力。
（二）人大常委会运行监督机制弱化
我国宪政体制下，人大的监督职能主要由人大常委会来履行。《监督法》的出台规范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制度的法制化，基本明确了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和监督程序。但是人大常委会自身运行的监督机制弱化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人员问题。由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专职化程度低，而多数委员年龄又偏高，人大常委会被看成是“安排老干部的场所”，这“一低一高”现象从客观上影响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力度的发挥。
2．自身监督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对人大常委会的履职监督不够，使得人大常委会委员缺乏责任意识，履职热情不高，工作消极，没有及时而充分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的监督职能。
（三）人大监督面临政治体制障碍
在我国，最核心的政治体制问题还是党政领导体制问题。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分析,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治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具有完整、系统的管理体制，使我国客观上存在两个公共管理系统，一是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主要由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组成；二是执政党公共管理系统。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最高领导机构。这种体制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在职能侧重上有所区别。我国人大处于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之中，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人大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三种权力中，决策权是核心，执政党掌握这一权力，事实上也就控制了政治领导权。
从职权侧重的角度来划分，我国的政治体制现状是党委行使决策权、政府行使执行权、人大行使监督权。由于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职能，党委的决策权和政府的执行权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常常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因而监督权成了我国政治体制中的薄弱环节。
由于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惯性，在国家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委往往直接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务，甚至包括重大的行政事务和司法事务，党委的某些重大决定有时不经过人大依照法律程序讨论和决定，就直接交由行政、司法机关去执行，有时党委还与政府共同决定某些事务，对于党委的决定及其由行政、司法机关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人大如何进行监督和纠正还缺少具体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人大对某些行政和法律行为监督时，在实践中往往会最终 “监督到党委头上”，转变成为人大对党的直接监督，而人大又是受党委领导的。因此，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问题便成了一个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政治体制难题。
（四）人大监督的政治文化还没有真正形成
大多数人认为，人大监督不力的问题重心在于制度设计。但笔者认为，从深层次上追根溯源，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政治文化是政治体制之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由于缺乏社会监督和人民监督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使现代宪政意义上的人大监督，难以发挥巨大的政治思想导向、政治评价等功能,从而影响着我国人大监督权威的形成和树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社会各方面对人大监督的理性认识虽然比过去有所提高，但这种认识的程度还不够深入。从被监督者来说，一些被监督者还缺乏自觉接受监督的观念，在行为上有时还规避人大监督。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了党的领导和监督,人大的监督不过是“走走形式”；人大是“大牌子，空架子，闲着没事找岔子”，对人大开展的监督活动不屑一顾；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大让其汇报工作不到场，人大评议其工作不参加的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监督主体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动监督意识不强。一些地方人大在开展监督工作中畏难情绪较重，有的代表还存在“党委不点头，不能监督；政府不高兴,不敢监督；遇到疑难问题，不会监督”的现象；有的代表抱着做“好好人”的态度，怕认真监督搞僵了关系，怕得罪人；有的代表怕越权、怕麻烦，往往从支持配合方面考虑多，从认真履行监督职能方面考虑少。
三． 加强人大常委会监督职能之对策研究
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出台使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有了规范化的制度保障。但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监督职能的弱化并非制定一部监督法就能解决问题。加强人大常委会监督制度建设不仅要治“表”，即完善监督机制，加强人大常委会的自身建设； 更要治“本”，即从深层次的原因着手，解决人大监督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