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制度

于颖


内容摘要：法律规避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个独特法律问题，与一般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区别，法律规避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冲突着各国法律的威严。因此，研究法律规避问题的构成要件和效力问题，从而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正常发展也显得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Abstract: Evasion of the law takes in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 unique legal matter，dodges legal with the common litigant the behavior to have the remarkable difference. The evasion of the law phenomenon usually occurs that seriously conflicts the various countries' law dignity. Therefore, we should research evasion of the law question constitution important document and potency question. Thus the promo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eople trading contact normal development have the theory valueness and the practice significance.

关键字： 法律规避 法律规避的认定 法律规避的效力
Keyword: evasion of the law cognizance the evasion of law the effect of evasion of law
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
法律规避是指在涉外民商事领域，当事人有意识地变更法院地国冲突规范连接点所涵盖的具体事实，并以变更后的具体事实为媒介而间接取得对另一国法律的适用，避开原本应适用的强制性和禁止性实体规范或程序规范，的一种规范层面的选法行为或逃法行为。自1878年法国法院审理的鲍富莱蒙案以来，法律规避便成为国际私法的一个基本问题，引起了国际私法学者的广泛注意和较为深入的研究。 随着现代国际民商事的交往日益增多，法律规避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存在于亲属法、婚姻法，契约法领域，而且几乎渗透到国际私法的各个领域，诸如公司法、运输法、保险法等。
基于对鲍富莱蒙案的研究，关于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在理论界存在着 “三要素说”、“四要素说”和“五要素说”等其他不同的争议。其中“三要素说”认为构成法律规避应具备：（1）当事人必须有规避法律的意图；（2）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法；（3）法律规避是通过故意制造一个连结点的手段实现的。[1] 而“四要素说”认为 （1）从主观上讲，当事人规避某种法律必须出于故意；（2）从规避的对象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性或禁止性的规定；（3）从行为方式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通过故意改变或制造某种连结点来实现的；（4）从客观结果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目的已经达到。[2] 主张“六要素说”则认为以下六个要件：（1）法律规避必须有当事人逃避某种法律的行为；（2）当事人主观上有逃避某种法律规定的动机；（3）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法院地国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实体法，并且必须是这个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则；（4）法律规避必须通过改变构成冲突规范连结点的具体事实来实现的；（5）法律规避必须是既遂的；（6）受诉国必须是其法律被规避的国家。[3]

从上述主张中，不难发现学者们对法律规避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的立场是一致的，即法律规避的当事人必须有规避法律的意图。这一构成要件被法国学者视为 “法律规避的特有因素”，是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法律规避的首要标志。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方式通常都是利用冲突规范通过改变连结点来实现的。当事人制造连结因素的方式具体来讲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直接制造构成连结因素与具体的事实状况，以逃避对其不利的准据而法适用对其有利的法律。在实践中，法律规避行为大多是通过这一途径实现的。当事人直接制造连结点的方式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改变客观事实状况，如改变住所所在地、行为地等；其二是改变法律事实状况，如改变国籍。第二种途径是间接制造连结因素的具体事实状况，即当事人通过直接改变构成法院地冲突规范范围（亦称连结对象）的具体事实状况，经识别过程得以逃脱本应适用的冲突规范，而使指定对其有利的法律的冲突规范得以适用。至于客观结果，学者大都认为应具有既遂性，因为当事人的行为只有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法律规避的事实，其所希望的某个实体法才能得以适用，对其不利的准据法才能得以排除，其目的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四要素说”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法律规避问题的认定与理论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连结点的改变有时是正常的。那么如何判断其是否为法律规避行为，就引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就是法律规避的认定问题。之所以说其复杂是因为它涉及到 “对当事人的内心意识的侵入”，而法律只涉及其外部行为，关于意图是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的。这就会使法官作出不可接受的专断结论。

在对于规避问题的界定上，首先应从法律规避的定义方面给予特殊的与以往的法律规避界定稍有差异的，正如以下几点值得强调：（1）从规范层面看，法律规避本质上是当事人的一种正当的利用法律的行为，是一种非制度性行为。（2）当事人法律规避时必然同时存在利用冲突法规范和避开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的双重性，因为法律规避是通过借助连接点的媒介作用而实现规避本应适用的准据法。另外这种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的范围不限于传统学说从国内法角度的强行性或禁止性规范，而且还包括强制性程序性规范。（3）连接点是一个具有涵盖性的抽象的法律因素，它是由众多的具体法律事实因素构成的，而法律层面的连接点本身并非当事人所能变更得事实因素。（4）当事人法律规避行为，除了规避本国强行法认为无效成为普遍做法，在实质层面通常是一种法律效力待定的行为，例如规避外国法律的行为。因为法律规避是规范意义的形式合法行为，它置于当事人自主选法优先适用和法律禁止性规定优先适用的矛盾之中。即法律对其体系中的任意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的效力何者优先问题，其效力的正当性在于两国间的冲突法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何者优先适用问题，在于涉外民事领域法律规避受到不同国家对实质违法和形式违法不同认定标准的判定。因为各国对其利益在法律规范上的表述存在着差异，比如A国将某利益规制于强行性规范而B国却将其规制于任意性规范，所以从A国的角度来将尽管当事人利用的是B国的任意性规范那也是为A国所不能接受的。但若两国在这一利益的规制上立法一致，则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是确定的。
研究法律规避有必要把它放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去全面地把握，力求先从普适性方面整理出它的概念和要件，才能进一步就某领域内的法律规避问题作出更具体的分析研究。而且，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法律规避有时也确实发生在区际（如美国的州与州、我国的内地与港澳台之间）、人际（如不同的宗教地区和信徒之间）的法律抵触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归纳、总结、研究。例如，按照美国国际私法，婚姻的实质成立要件适用婚姻举行地法，若居住在密歇根州的表兄妹要结婚，故意避开本州不准表兄妹结婚的规定而到允许其结婚的肯塔基州结婚，这也是一种法律规避。又如，在叙利亚，人的身分能力适用其所属宗教法，于是，一个基督教徒受到应给付其妻赡养费的判决后，即改信伊斯兰教，因为按照伊斯兰教法，夫无须赡养其妻，这也是一种法律规避。

基于理论与实践，有学者认为以下五种情形不能视为法律规避：（1）当事人改变了国籍，但他在新的国籍所属国连续居住，且该国籍正是当事人长期期望取得的；（2）某当事人错误地规避了不存在的某项实体规范的适用，这种行为可以不视为法律规避；（3）当事人改变连结点时，错误地选择了一个连结点；（4）当事人拟改变或创设一个新的连结点，但事实上他未成功；（5）如果某法人在特定国家有一个“有效的住所”，不论其选择此住所的用意如何，不能将此项选择视为法律规避。[4]虽然这几种情形并不全面，但在司法实践中易于付诸实施，可以帮助法官更好的把握法律规避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正确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律规避，在立法上是值得借鉴的。

法律规避的效力界定
一 主要学说： 在国际私法领域中，对于法律规避的效力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学说。
（一）法律规避无效论
欧洲大陆学者大多认为，法律规避是一种欺骗行为。根据“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原则，在发生法律规避的情况下，应该排除当事人所希望援用的法律的适用，而适用本应适用的法律。法国学者巴丹和巴迪福认为，规避法律的行为损害了冲突规范及其指定的准据法的威信，本质上是一种欺诈行为，只要不存在其它相反的解释，就不应该承认其效力。[5]
法国的尼波叶(Niboyet)等人认为，法律如果被人以欺诈的方法窃用，应该予以惩罚；对利用国际私法的适用法规造成与立法目的相反的效果，不能予以承认，这样做将使人不作非法之想。巴迪福（Batiffol）进一步指出，合法的目的不能使非法的行为无效，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但是，非法的目的却使本质上合法的行为无效。[6]
（二）法律规避有效论
德国的韦希特尔（Waechter）和法国的魏斯(Weiss)认为，既然双边冲突规则承认可以适用内国法，也可以适用外国法，那么，内国人为使依内国实体法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得以成立，前往某允许为此种法律行为或设立此种关系的国家设立一个连结点，使它得以成立，这并未逾越冲突规范所允许的范围，因而不能将其视为违法行为。[7]
根据英美国家的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法律规避行为并不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而被认为是一种法律允许的合法行为。这些国家从尊重个人自由原则出发，认为当事人规避构成连结点具体事实的行为并不违背冲突规范的原意，既然冲突规范为当事人提供了选择法律的可能，那么当事人通过创造事实条件使冲突规范指向其希望适用的法律，就不应该归咎于当事人，如果要防止冲突规范被人利用，就应该由立法者在冲突规范中有所规定。有的学者认为,否定法律规避的效力不利于保护国际民商事交易和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使国际民商事交往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安全感。[8]如果否定法律规避的效力，那么确定法律规避行为是否存在就成为国际民商事交往是否有效的先决条件，因为一场交易很可能因一方不能预知的另一方的法律规避行为而被判决无效。
“法律规避有效说” 受到很多批评，批评者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如果承认法律规避的效力，必然造成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
（三）法律规避相对有效论
法律规避相对有效论又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规避内国法无效，规避外国法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规避内国法当然无效，但对规避外国法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当事人规避外国法中某些正当的、合理的规定，规避行为无效；反之，如果规避外国法中反常的规定，规避行为有效。第二种观点也是我国多数学者的意见，但我国有的学者对该理论提出了反对，指出“该理论一方面认为法律规避是欺诈行为,具有实质上的违法性,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法律规避有可能是有效的,尤其是在规避外国的法律时有可能是有效的。这明显违背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原则。而且这一理论隐示,欺诈的道德和法律属性应随欺诈的对象而发生变化,这显然是一种敌对思维,而不是合作思维,它包涵着一种对外国法的歧视态度。”
立法实践中，很多国家的法律通常规定规避本国法的行为无效，而对规避外国法的效力持回避态度。支持“法律规避相对有效论”。我国采取的主要就是这种观点，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4条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2000年）第13条规定：“当事人故意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定的，不得适用当事人企图适用的法律。”

二 法律规避的效力认定
因为法律规避涉及规避主体、规避行为、规避客体以及由此引起的法律关系，所以，不管规避的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其效力。而不应该只是泛泛的根据是有效还是无效的笼统确定。

一、 当事人所规避的法律规范是否足以保证其正当利益能够实现
这涉及到所谓的良法恶法说。当然，判定是否良法，要受到不同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同样肯定的是，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和各国间包括文化层面交流的日益增多，判定良法恶法的标准有一个统一的道德底线，如平等、人权、人性化、以人为本等观念[9]。按这种现代的观念看，世界上确实存在过恶法，而且现在还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不能说是良法的法，如过去法西斯德国的法、南非种族隔离法、法国和意大利曾经存在的不准离婚的法、有些国家禁止有色人种与白种人通婚的规定等。现在的问题是，在此类法域内的法院是否可以根据上述理由不适用自己国家制定的法？其实，就法律规避而言，当事人都是利用了双边冲突规范的指引。既然国家制定了这种作为本国整体法律一部分的冲突规范，从而被当事人所利用，这是国家制定这种冲突规范时所应想到的，而且制定出来就是为了让居民利用的，不能说这种利用违反了制定国的法律。至于当事人最终规避了制定国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而使对自己有利的准据法得以适用，这正是冲突规范指引的结果。所以，制定国的法院以此认定和裁判，不能说没有适用自己国家的法律。一国的法律体系是一个整体，若以当事人规避制定国实体法为由认定规避行为无效，那么，制定国的冲突规范本身是不是还要适用？还是不是法？这时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二、 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
一般地说，学者、立法及司法实践都反对“客观归罪”，体现在法律规避上，判定当事人的规避行为是否有效，也必须考虑到当事人的主观方面。判定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要看其规避当时是否想要摆脱良法善俗的规制并对其想要规避的法域的公共秩序产生特别重大的不良影响，而不能仅仅看其追求对自己有利的法律适用。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和本能，而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绝不能只根据当事人的这一做法而否定法律规避的有效性。
当然，作为对立的双方，当事人追求对己有利的法律适用，一般地说，会对对方的利益造成不利或损害。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许多事情不能两全其美。一方面要看对方的利益是否合法而不合乎现代社会共通的普遍的一般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还要看当事人当时在合法而不道德的情况下所受到的痛苦、不幸、损害和牺牲。
三、 当事人规避的事由是否正当或值得同情
这一点也要从所规避的法是否良法和现代社会一般的道德来判定，另外，还要考虑到当时当事人事由的紧迫程度[10]。比如，当事人在当时的法域里，因为不能够合法地离婚而致精神病、自杀或面临终生不幸和痛苦，因为投资等方面面临急迫的巨大损失的危险，而所在法域的法律不能很好地给他以适当及时的救济，这时，他被迫选择规避这个法域的法律适用的行为就是正当的和值得同情的。假若其所在法域的情况正好相反，则他肯定不会选择这种费时费事的规避行为。所以，当事人规避事由的正当性是与其所规避法域的法律的不正当性紧密相连的。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四、 当事人的规避行为是否预示或促进法律的进步
我们不能说，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对的。从法律及其体系的历史看，都有一个渐进有时甚至是暴发式的进步过程，而且，具体到每个国家，法律进步的情况有的快有的慢，千差万别，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些国家因宗教、文化传统等因素而保留了较多的落后成分。这些法律成分，之所以说它落后，是因为它们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一般的普遍的道德观念，因而也是不正当的。这种情况在转型期的国家和社会里也比较多见。所以，既然法律有不正当的法律，则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就有可能是正当的，而法律有内国法和外国法之分，则当事人规避内国法也就有正当的可能性。

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全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决定
（吉政发〔2000〕1号）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现就加快全省农业机械化发展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认清形势,提高认识,明确加快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意义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业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土地和劳动力转向更多地依靠资本和技术投入,农业运行机制和经营方式的专业化、组织化和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快,农业的市场竞争关系由国内竞争转向国内国际双重竞争,农业和农村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撑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一新形势,对农业机械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当前,我省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很不适应。主要是大型农机具保有量持续下降,农机装备落后;农机科研开发滞后,新型适用机具短缺;农机工业生产不景气,农机新产品自给率低;农机社会化服务功能薄弱,基层服务网络不够健全;农机管理体制不强,经营机制不活,已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需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强我省粮食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农村生产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繁荣农村经济的根本措施;是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扩大生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发展生态环保效益型经济,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是推动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县域突破的重要前提;是提高农机农艺结合水平、推进农业耕作制度改革、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保证。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新时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重大意义,切实摆上突出位置,制定发展规划,采取得力措施,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发展步伐。

　　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确定新时期农机化发展目标

　　全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思路是:要紧紧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梯次推进的原则,加速农机管理经营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和农机作业水平,不断提高农机服务水平和农机化管理水平。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农机科技活力。为发展生态效益农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力增强,建设生态环保型可持续发展农业服务,为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条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

　　发展目标任务是:2000年,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0%,大型拖拉机保有量达到1.7万台,万亩耕地平均动力1600千瓦,综合配套比达到1∶3。到2005年,粮食主产区主要农作物和主要生产环节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0%,大型拖拉机保有量达到2.1万台,万亩耕地平均动力2000千瓦,综合配套比达到1∶4。到2010年,大型拖拉机保有量达到2.4万台,万亩耕地平均动力2400千瓦,综合配套比达到1∶5,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0%,农业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功能齐全的农机管理和服务体系。

　　区域发展战略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因地制宜,分区决策。中部主要是围绕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能,增加有机质,从提高粮食生产率、降低成本、提质增效出发,加速大型农机具更新,建设多元化农机服务组织,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进程,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西部从改善生产条件,优化生态环境出发,重点调整动力结构,增加大型农机装备,在草原湿地、农田水利、林业等方面拓展农机应用领域。东部重点发展适应山区的农业机械,积极推广新型适用机具,扩大农机在特产、生态、林业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应用领域,提高山区半山区农机化水平。

　　要切实抓好农机化示范区建设。在全省重点建设榆树、九台、公主岭、舒兰、前郭、洮南、东丰、梅河口、敦化、抚松10个农机化示范县和100个农机化示范乡镇,围绕农机管理体制、经营机制、技术机具和服务模式进行创新和示范,促进和带动全省农机化发展。

　　三、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建设适应现代农业需要的农机化经营管理体制

　　农机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深化农机管理体制、经营体制和服务体制改革,强化宏观调控职能,进一步搞活经营服务机制,走农机制造、科研、销售产业化和生产、经营、服务一体化的路子。

　　改革管理体制。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逐步从单一的行政推动转向经济、行政、法制管理并重,逐步实现农业机械管理法制化和规范化,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管理模式。要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理顺体制,完善机构,精简人员,提高效率。

　　改革经营体制。要针对农机经营分散、规模偏小,效益不高的问题,打破所有制界线、行业界线、区域界线。农机销售、修造、供油企业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进行资本运营、资产重组,组建农机经营联合体;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依托或挂靠大中型企业,成为区域性经营组织;进行股份制改造,建设股份制合作企业;资不抵债和经营无望的企业进行依法破产。

　　改革服务体制。要着眼于解决组织化程度低、服务层次低、专业化水平低和功能不强的问题,逐步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实行社会化服务、市场化运作的服务体制。以农机专业户为主,坚持以站带户、以队带户、以户带户和服务组织加农户的办法,建设站、队、专业户服务联合体。实行跨社区服务,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的良性循环。鼓励、引导农民自愿地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以及其他形式的联合与合作组织,提高组织化程度,推进农机服务一体化进程。推广榆树市弓棚镇以机械化为依托,坚持大型农机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进而加快劳动力转移,发展二、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做法和经验。

　　四、广筹资金,大力扶持,多渠道增加对农机化事业的投入

　　按照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总体目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机化投入机制。逐步建立起以集体和农民自筹为主,国家资金扶持为导向,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农机化投入机制。农民是发展农机化的投入主体,各级政府要千方百计引导和扶持农民采取入股、合作等方式增加对农机化的投入。要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引导个人及社会经济实体向农机化事业投入资金。鼓励跨行业、跨产业、跨区域吸纳社会和域外资金,发展和兴办多种经济成份的农机服务组织,开展农机生产和经营。

　　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农机化的资金投入。重点支持大型农机具更新、农机科研开发、新机具推广及农机服务体系建设。省里对大型农机具更新采取4∶4∶2的更新投入政策,即农机专业户及农机服务组织自筹40%,银行贷款40%,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补贴20%。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20%优先用于银行贷款贴息,余下部分用于购机补贴,吸引更多的农机专业户及农机服务组织增加对农业机械的投入。各级财政每年在年度财政预算中要安排足额的专项资金,用于大型农业机械更新,从2000年到2005年,每年更新1000台(套);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业机械的新技术、新机具推广;同时集中部分农业综合开发、商品粮基地建设、粮食自给工程等国家财政投资和地方财政配套资金,用于发展农业机械化;省计委每年从基本建设资金中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农机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项目;省科委在科研经费中每年拿出部分资金用于农机科研攻关;银信部门要对农机化发展安排必要的贷款。

　　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资金并加强对资金的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挪用。为保证国家、省和地方用于发展农机化的优惠政策和资金到位并取得效益,在资金管理上,采取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统一采购,社会招标的办法;在投资对象上,直接面向包括农户、农机专业户在内的各类农机服务组织,做到一视同仁;在资金使用上,向经营业绩突出的农机服务组织重点倾斜。

　　五、立足农机农艺结合,加速农机科研开发和推广应用

　　农业机械是先进农艺技术应用的载体,各级政府要适应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规模,从发展高效农业和可持续发展农业的要求,加大新机具、新技术、新产品研制开发和推广力度,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

　　在新机具的研制上,要组织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根据种植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产品初、深加工转化的需求,对新型适用的农机具进行联合攻关。逐步在种子加工处理、深耕整地、复式作业、精量播种、植物保护、施肥、收获、栽植、粮食烘干、饲料加工、秸杆利用、精深加工、储藏保鲜、工程开发,以及牧业、水利、渔业、林业、特产业、能源环保等新机具、新技术的研制开发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加强农机农艺结合,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在新产品的开发上,要以科研成果转化和引进、消化、吸收国内外新机具、新技术为主攻方向,加强科研单位、院校和制造企业的经济合作。省经贸委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企业,对农业生产急需的先进适用农机具的开发,关键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改造,给予重点扶持。企业技术改造要把农机行业的项目作为重点优先安排。应在科技三项费用中安排必要资金专项用于农机新产品开发。同时,对开发农机新产品和技术创新的企业实行减免税政策。

　　六、振兴农机工业,用先进技术装备现代农业

　　振兴农机工业,大力开发、引进、研制和生产适应我省特点和农业生产需求的农机新产品,是加快我省农业现代化进程刻不容缓的任务。农机工业企业和有加工制造能力的各类企业应积极主动地进入农村市场,以高水平的技术设备和人才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把产品、技术、维修、配件、信息送到农户,在支农的同时发展自己。

　　农机工业要创造条件,组建企业集团和培育“小巨人”企业,上规模、上水平。围绕优势拳头产品,采取主辅配套,合资合作,实体联合,产业重组,股份和股份制合作等多种形式构建新的农用工业保障体系。

　　加强产、学、研联合,迅速提高企业的开发能力。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的作用,加强企业、科研、院校的联合,对重点项目进行联合开发。

　　外引内联,招商引资,借助外力加速发展农机工业。从技术、人才、资金、信息、机制等方面抓好引进,大力发展农机工业企业。

　　多方筹资,加大投入。引进、研制、开发农机新产品的资金,应建立以企业和科研单位自筹为主,社会筹资为辅助,政府财政扶持为导向的多渠道、多形式、多元化的新的投入机制。农机工业企业或改制重组后的农机企业所开展的农机新产品开发、技术创新、合资合作等项目,享受省政府关于鼓励省外投资的所有政策规定。

　　对资产重组的农机工业企业,盘活有效资产。对新组建和改制后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在资金、税收、技改、上市等方面要给予重点扶持。在国家技改债券贴息项目中,适当安排农机工业技改项目,用贷款贴息吸引商业银行的贷款,用以支持农机工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

　　七、稳定队伍,建立健全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

　　稳定队伍、健全体系是加快农机化发展的组织保证。要按照《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的规定,依法保持农机队伍的稳定。在机构改革中要确保队伍不散、经费不减、职能不削弱。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是国家设在基层的农机管理服务事业单位,为了便于管理,发挥作用,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一律改称为农机技术推广站。本着完善机制、强化职能、深化改革、精简人员的原则,切实加强队伍建设,继续实行条块结合、双层领导、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要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机的基本需求为导向,坚持立足农业、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方针,逐步建立起国有、集体、股份合作、专业户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要逐步建立起以县为中心、乡为骨干、村和专业户为基础的农机服务网络。县、乡两级站队要加速改革,有的也可实行“一站两制”,尽快实现管理与经营服务职能分离,人员分流,实行管理职能法制化,经营服务企业化。要拓展服务领域,搞活经营机制,增强经济实力,提高服务水平。村、户农机服务组织要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实行企业化管理。要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加速对现有农机服务组织的改造,对新建的农机服务组织要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经营。要鼓励国内外企业、个人进入农机服务领域,投资兴办服务实体或兼并现有服务组织,或入股参与农机经营服务。

　　八、加快农机法规建设步伐,依法加强农机管理

　　要大力加强农机法规建设。要全面贯彻《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抓紧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法规、规章。

　　要进一步强化农机产品、农机作业的质量管理和市场管理,加大监督力度,规范农机销售和农机作业市场,杜绝假冒伪劣产品,提高和改善作业质量。同时要加强对农机维修网点、销售网点的监督管理。继续实行农机产品推广许可证制度,对鉴定不合格和未取得推广许可证的产品,不得销售和推广。

　　要进一步强化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加强对拖拉机、农用运输车等机械和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监督和检查,提高农机安全监理水平,减少事故。

　　九、切实加强对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领导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农机化工作的领导,要按照全省农机化发展的总体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

　　要建立农机化工作领导目标责任制。各地要把农机化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各级政府岗位目标,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各级政府都要组织有关部门对各地目标责任制完成情况进行定期监督检查、考核奖惩。

　　各级政府要组织协调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农业机械化建设。计划、经贸、财政、人事、公安、交通、金融、税务、工商、审计、物价、技术监督、教育、科技、科协等部门,要按照各自对农业、农机化事业发展担负的责任,做好农业机械化工作的指导、管理和服务工作。确保全省农业机械化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