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盗抢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机动车所有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曾广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52条规定：“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盗窃人、抢劫或者抢夺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从以上法律规定来看，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盗窃人、抢劫或者抢夺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的赔偿责任。这主要是因为机动车被盗窃、抢劫或者抢夺后，机动车所有人丧失了对机动车的运行支配力，而这种支配力的丧失是盗抢者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另一方面，在机动车被盗抢等情形下，一般都不是出于所有人的意愿，与其后的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因此，由盗窃人、抢劫或者抢夺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实践中有些情况尚值的研究，如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不善导致机动车被盗抢，是否应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盗抢人支付能力不足时应当怎样处理？盗抢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无法承担责任时应当如何处理？等等。这些目前法律都没有明确予以规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规定较细的日本。日本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和判例主张对有过失的保有者（机动车所有人）认定“运行供用者责任”（ 运行供用者意为“为自己而将机动车供运行之用的人”），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客观容认说”，即主张在维持把运行利益、运行支配作为判断运行供用者性质标准的同时，认定保有者的过失行为（如不锁车门、不拔钥匙等）是一种“客观上容许和认可”盗窃驾驶发生的行为，应当承担运行供用者责任；二是“管理责任说”，使运行供用者责任具有管理责任的意义，对在车辆管理上有过失的保有者，就与其过失有因果关系的事故，认定其运行供用者责任。
　　笔者认为日本的做法有一定的道理，有利于机动车所有人加强对机动车的管理。另外，机动车所有人一般已对机动车投保了交强险，让机动车所有人承担一定的责任也就将保险公司划入其中，有利于受害人及时得到救济，也使风险得以分散。故笔者主张在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时，如果机动车所有人具有重大过失，应对受害人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这种责任应当是补充责任，因为最终责任的主体是真正的侵权人，即非法行为人。
　　如何来评判机动车所有人是否具有重大过失？应当对以上三种情况区分对待：抢劫、抢夺是严重的暴力犯罪，对机动车所有人的注意义务要求应当比盗窃时更少。而在被盗机动车肇事时，是否要将原机动车所有人列为赔偿责任主体，重要的是审查其是否对保管自己的机动车具有重大过失，如其已尽到了合理的、必要的注意义务，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反之，则应承担补充责任。
　　故此，笔者主张：对抢劫、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机动车所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盗窃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机动车所有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机动车的所有人对机动车被盗具有重大过失的，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应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更多论文请查阅中国法院网•法律博客•曾广荣）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曾广荣）
加大侦监力度 构建和谐社会

董 莹

内 容 提 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治国理政目标。中央领导指出，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当以促进和谐社会建立作为各项检察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充分履行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从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角度，对于如何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展开讨论并提出了建议。


关 键 词

和谐社会 侦查监督 慎捕精神 立案监督 刑讯逼供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何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曾在讲话中精辟地将其概括为“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根本职责在于通过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侦查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之一。2000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机构改革将“审查批捕”部门正式更名为“侦查监督” 部门，并提出了侦查监督部门的三项职责：即审查逮捕、刑事立案监督以及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是否能够正确、充分地履行这三方面职责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正确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必要性。
（一）严格把握逮捕标准，打击刑事犯罪，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
和谐社会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稳定的环境就没有安定有序，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检察机关通过正确行使法律赋予审查逮捕职能，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刑事诉讼法中对于逮捕的适用条件有明确的规定，即对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不足以遏制其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逮捕。检察机关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应当严格把握这一标准，对于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嫌疑人作出逮捕决定以遏制其所具有危害性在社会上继续蔓延，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基础保证。
（二）加强立案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只有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应当通过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职能，纠正司法不公现象，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的公正。侦查监督职能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立案监督职能，它要求检察机关积极认真地对待公民的控告申诉，经过调查认为存在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情况的，通过法定程序督促公安机关依法行政，使有罪的人受到惩罚，使人权得到尊重，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力实现公平。以公平构建社会和谐
（三）严惩刑讯逼供，充分保障人权
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正义的社会，社会呼唤正义，人民期盼公正。享有公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相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具有一定的强势，当行政公权力侵犯到公民权利时，公民只得通过司法制度寻求救济。当刑讯逼供这类严重违法行为发生时，司法机关有责任进行监督，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当然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通过对于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与纠正来维护人权，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二、检察机关在履行侦查监督职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检察机关对于刑事案件侦查活动的监督都在有效地进行着，并且随着我国刑事法律的不断修补，侦查监督所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全面，这一点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大进步。但检察机关在履行侦查监督职能同时存在着不足，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我们应当认清这些问题所在及原因。
（一）审查批捕标准掌握不当，捕后作无罪处理案件数量居高不下
逮捕是侦查中重要的强制措施，以合法的“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来保障诉讼。因而逮捕的错误使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侵夺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刑事诉讼法对于逮捕条件的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的阐释，从文字上不难理解，但在复杂的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误解。从实践中来看，检察机关审查批捕阶段出现失误的案件中，漏捕案件所占比例比较少，而错捕案件占大多数。总的来看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办理审查批捕案件是过于重视逮捕对于刑事诉讼的保证所用，而忽略了采取逮捕措施的实体标准。不可否认，逮捕措施的采用在一定作用上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尤其是对一些外来人员，由于在本地无固定住所和固定工作，且无人作保，若非采取逮捕措施，可能导致无人应诉的情况，影响到诉讼效率。但有时过于强调逮捕措施在程序方面的作用，往往会忽略其实体方面的使用标准。每年都有一些案件，侦查监督部门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但是公诉部门以情节轻微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这便是由于侦查监督部门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仅仅照顾到了诉讼进程方面，而忽略了逮捕的实体标准——“应当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第二，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过于僵化，而忽视了其更深一层的含义。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逮捕标准的表述为“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实际办案过程中承办人往往只注重本法条前半部分的表述，而忽略了后半部分。采取逮捕措施的目的是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关押来遏制其社会危害性在社会上继续蔓延，这才是本法条更深一层的含义。但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例如对一些轻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已经在经济上对被害人做出了一定赔偿，并且悔罪表现比较好，但是仍然被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这便是逮捕措施的不当应用，这样做不仅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对于国家诉讼资源更是一种浪费。
（二）立案监督成绩不够显著，检察机关主动发起的立案监督案件数量较少
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由此可见，立案监督程序既可以依被害人申请提起，也可以由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立案监督案件都是由被害人提出申诉并经检察机关审查后立案的，但是由检察机关主动发起的立案监督案件数量非常少。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侦察活动的监督不能仅限于被动的受理，而应该更多地主动发起，毕竟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参差不齐，不是所有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都能有有意识地拿起法律武器，这样就需要检察机关履行法律赋予其的监督职能，帮助那些需要法律保护的被害公民，否则检察机关的监督效果将大打折扣。同时在个别地区还存在着检察机关怠于行使立案监督职能，有案该立不立的情况，这些都对检察机关在社会上的形象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三）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成效不大，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现象在一些落后地区仍然普遍存在
自“审查批捕部门”更名为“侦查监督部门”，检察机关对于侦察活动的监督就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法律赋予侦查机关权力是为了打击犯罪，保护人权，利用这种权力来侵犯人权是一种更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配合制约原则，我国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是一种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两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过多地强调配合，而忽略了双方应有的监督制约关系。在大方向上公检双方的职责都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权，在这层意义上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另外一层职责，即对于侦查机关执法活动合法性进行监督，近些年建立“大控方”意识的宣传让一些人逐渐忘却了法律本来赋予检察机关的这一职责。典型的案例是佘祥林故意杀人案，如果检察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能够有意识地履行监督职能，十几年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三、加大侦查监督力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一）认真贯彻慎捕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有鉴于逮捕措施的严厉性，检察机关在适用时一定要慎重。2004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在其召开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审查批捕工作的五条意见，即确保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允许适用逮捕，证据不能证明有罪的不可以适用逮捕，可能“相对不诉”的避免适用逮捕，不是“确有必要”的慎用逮捕，特殊案件经特殊程序进行“附条件”逮捕。此五条意见的提出进一步细化了逮捕标准，而笔者认为其中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它强调了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同时应当注意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过多地使用无必要的逮捕措施也是对国家诉讼资源的严重浪费，并且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的要求。因此，在审理审查批捕案件时一定要贯彻慎捕精神，认真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刑事犯罪，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对未成年犯、初犯、偶犯、过失犯，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的，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在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挽救失足者，维护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法律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认真做好捕后作无罪处理案件的复查工作
对于捕后作无罪处理案件的复查历来是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对错捕案件的复查找出其中的原因，认真分析，总结经验，为今后处理同类案件作准备。
（三）继续强化立案监督和侦察活动监督，改进立法，彰显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大力加强立案监督工作，需要检察机关紧密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突出监督重点。工作中要努力抓住重要领域深入，抓住重要线索深挖，抓住重要环节深查。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立法为公、执法为民”宗旨的高度，把立案监督的重点放在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权益的犯罪上，对各方面的线索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梳理，积极、稳妥地启动监督程序。同时要注意在立案监督工作中采取主动。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的关系应更多地体现为监督与被监督，而不是相互配合与制约的关系。检察机关应当时刻谨记自身的监督职责，配合的前提是依法行政，合法地行使职权。审查批捕阶段检察机关在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时，应当强化监督意识，对于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有关于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给予充分重视。同时，在立法上也应当作出相应调整，以目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侦查行为具有滞后性和被动性，长期以来检察机关难以对公安机关的侦察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因此，应当在法律中相应增加具体监督措施来确立引导侦查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地位，在公检关系中改变检察机关监督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及时预防和纠正侦查机关在侦查中的违法行为，有效引导侦查，强化检控力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和谐社会，核心是增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现代和谐社会存在复杂的社会分工，需要运用法律规范来组织、调节社会关系和调整人的行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既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又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要忠实、全面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应当确立现代司法理念，加大侦查监督力度，坚持监督创新，通过发挥自身职能，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