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
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条例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和建筑构配件、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条例规定。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提高产品质量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对产品质量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实施，引导、督促生产者、销售者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组织各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措施，制止产品生产、销售中的违法行为。
各级人民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有包庇、放纵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依法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推行产品质量奖励制度。对产品质量管理先进、产品质量达到或者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五条 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主管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所属市、县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工商、检验检疫、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等行政管理部门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
法律、行政法规对产品质量的监督部门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产品质量法律、法规的行为，向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检举。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办理；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及时移交有权受理的部门办理。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为检举人保密，对举报或者协助查处违反产品质量法律、法规行为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

第七条 推行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企业根据自愿原则，可以申请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
第八条 自治区对产品质量实行监督检查制度。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采用监督抽查、统一监督检查、定期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检查等方式：
（一）监督抽查是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主要方式，包括国家和地方的监督抽查,是有规划、有组织对重点产品质量进行较大规模的检查；
（二）统一监督检查是对某类产品质量进行全自治区范围的检查；
（三）定期监督检查是按照确定的产品检验目录和检验周期进行的检查；
（四）日常监督检查是对日常监督中发现的以及消费者和有关组织举报、反映质量问题较多的产品进行的检查。
监督抽查、统一监督检查、定期监督检查按照国家或者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批准的计划实行。
第九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重点是：
（一）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
（二）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
（三）消费者或者有关社会组织反映质量问题较多的产品；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重点检查的产品。
第十条 市、县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可以组织监督抽查。国家和自治区监督抽查的产品，不得重复抽查。同一产品的监督检验数据或者检验结论，在同一检验周期内，应当作为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的共同依据。
下级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在上级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抽样之日起半年内，不得再对已检验合格的同一企业的同一产品实施监督检查。但是，因举报或者涉嫌产品质量违法行为的除外。
第十一条 监督抽查不得向被抽查者收费，所需检验费用由自治区财政部门核拨。统一监督检查、定期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检查所需的检验费用，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需样品，由受检者提供。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人员必须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抽样通知单、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执法证件等，才能向受检者抽取样品。
抽取的样品应当在市场上或者企业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抽样的方法、程序和数量应当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规定和确认的标准。抽样数量没有规定的，不得超过检验的合理需要。
监督检查人员不得泄露生产者、销售者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第十三条 伪造、冒用他人厂名、厂址或者其他侵权行为的产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将样品送交被侵权者进行鉴定和举证,被侵权者应当出具鉴定报告,并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被查封、扣押的产品，经检验或者鉴定不属于违法产品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检验或者鉴定结论之日起三日内解除查封、扣押，被查封、扣押的产品应当返还所有人。
第十四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结果应当告知被检查者；监督抽查，统一监督检查、定期监督检查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经检验有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应当查封或者扣押，并依法向社会及时公布企业名称和产品名称。
第十五条 对依法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如实提供产品货源、存放地点及其他情况和资料，不得弄虚作假，逃避或者拒绝、阻碍检查。
第十六条 违法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被查处时下落不明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发布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当事人应当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对违法产品依法没收、拍卖或者销毁。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提供下列条件：
（一）技术、场地、设备、仓储、保管或者交通运输工具；
（二）票据、账户、合同文本；
（三）标识、包装物等。
第十八条 各部门、社会团体、新闻单位、企业事业单位及民间组织不得开展对企业产品质量的综合评价，以及带有评比、排序、推荐性质的企业和产品信息发布活动。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除外。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机关、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不得向社会推荐生产者的产品；不得以对产品进行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品经销活动。
第十九条 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发布其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状况的公告。

第三章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第二十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验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并颁发合格证书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
法律、行政法规对药品、食品卫生、特种设备、进出口商品等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受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的委托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时，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抽样方法、程序和数量抽取样品。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向下达检验任务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检验结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检验结果之日起七日内将检验结果告知被检验方。被检验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检验结果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下达检验任务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复检。
受理复检申请的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检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另行指定检验机构对原样品或者备用样品重新进行检验,并作出复检结论。复检结果为终局结论，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对不具备复检条件的产品,受理复检申请的部门应当书面告知复检申请人。
检验样品在留样期满后，除检验损耗部分外，应当退还受检方。
第二十二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应当出具真实、准确和公正的检验数据和结论，不得伪造检验数据和结论。
第二十三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和检验的依据：
（一）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经备案的企业标准；
（三）产品标识中明示的内容、实物样品、产品说明或者广告、合同中的质量约定与技术要求等：
（四）经批准的质量监督检验方法、质量检查细则和质量判定规则。

第四章 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四条 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质量和性能指标负责。生产、销售的产品，其质量、标识、包装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生产者应当建立和健全质量责任制度，实行严格质量检验制，保证生产的产品质量符合产品标准。
凡生产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
生产的产品应当经质量检验人员签发合格证明后，方可投入流通。产品质量检验人员应当对检验产品的质量负责，不得为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产品签发合格证明。
裸装食品和其他难以在每一产品上附加合格证明的，应当有批量检验合格证明。
第二十六条 销售者应当加强质量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质量责任制，严格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销售者对产品进货质量、标识、包装应当进行严格检查，对没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标识不符合规定或者质量可疑的产品有权拒收。
第二十七条 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服务业经营者不得生产、销售、使用下列产品：
（一）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
（二）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三）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
（四）过期、失效、变质的产品；
（五）伪造产品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产品；
（六）伪造、冒用认证标志、原产地产品专用标志和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以及生产许可证标记、条码标记、产品标准号的产品；
（七）未标明或者伪造、涂改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失效日期的限期使用产品；
（八）伪造、涂改产品质量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的产品；
（九）国家规定实施生产许可或者安全认证的，未取得许可证或者未经安全认证、认证不合格的产品。
第二十八条 生产者、销售者不得伪造、篡改或者冒用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检验结论以及其他质量证明。
生产者、销售者不得在广告发布活动中对产品质量作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第二十九条 产品质量达不到相应标准，但仍有使用价值并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的产品，必须在产品或者包装的显著部位标明“次品”、“处理品”、“等外品”等字样后，方可降价销售。
对产品质量达不到强制性标准，失去使用价值或者有害人身健康和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予以销毁或者作必要的技术处理。
第三十条 以代销或者联营等形式销售产品的，代销者或者联营销售者应当承担与销售者同样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展销会举办者、柜台出租者，对销售的产品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一条 印刷者承接印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产品标识、名优标志、认证标志、条码等质量标志时,应当查验相关的证明,不得印刷虚假的质量标志,不得将印刷的质量标志提供给非委托单位和个人。
第三十二条 在规定或者承诺的产品质量保证期限内，售出的产品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说明或者不符合明示的产品标准或者不符合明示的产品质量状况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属于生产者、供货方责任的，销售者可以依法追偿。
因产品缺陷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各自的职权范围决定。法律、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处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按照谁先发现谁查处的原则依法办理。有关执法部门对违法产品已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其他执法部门不得再行扣押或者封存。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有（一）、（二）、（三）、（四）项违法行为之一的，依照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属于法律规定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而为其提供运输、保管、仓储等便利条件的，或者为生产销售提供厂房、场地、设备的，或者为以假充真的产品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没收全部运输、仓储、保管或者提供厂房、场地、设备和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收入，并处违法所得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生产者、销售者伪造、涂改产品质量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或者伪造、涂改产品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失效日期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产品属于次品、处理品、等外品而未在显著部位标明字样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销售者不履行修理、更换、退货或者赔偿损失义务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该产品销售价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超过规定的数量索取样品或者向被检查人收取检验费用的，由上级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监察部门责令退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出具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检验资格、认证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行政执法部门对产品质量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时,生产者、销售者不如实提供产品数量、价格情况，致使货值金额难以确认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拒绝接受依法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一条 违法对企业产品质量进行评比、排序或者举办带有推荐性的信息发布活动的或者以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品经营活动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消除影响，有违法收入的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或者其他单位组织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消除影响，有违法收入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收入一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撤销其质量检验资格。
第四十二条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部门采取不当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超期对封存、扣押产品作出鉴定结论，给生产者、销售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产品质量违法行为有处罚规定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认为行政执法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五条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来源：宁夏网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述评

金亮贤
（丽水学院政史系，浙江丽水，323000）


摘 要：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它在犯罪的成因与认定、刑罚的适用、诉讼的方式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几大特点来看，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并采取相应的刑法对策实施变革，最终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现代化。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犯罪人；刑事法律制度；刑法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和犯罪人数量上占据着较大比例。由于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犯罪形成的原因、刑事责任的认定及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区别，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和制裁、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就成为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研究共同面对的特殊刑事法律问题。一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精神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竭尽彰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容与关怀。但是，这一制度精神并未达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引发了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的恶化趋向。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等方面进行认真分析，揭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原因，探寻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及诉讼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现代化以及进行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构成制度
犯罪作为“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是“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统治阶级都会对那些违反统治关系和现有秩序的行为根据自己的容忍度作出犯罪标准的规定，并通过刑罚手段施加惩罚以求达到预防和减少这类行为、维护统治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目的。参与犯罪的未成年人是犯罪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国家本着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的角度出发，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构成制度。我国刑法典及有关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范围和认定作了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也先后通过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专门规定、解释或批复。从立法上充分彰现了对未成年人反社会群体宽容与关怀的刑法精神。
首先，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阶段细分。依据《刑法》第17条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分三个阶段：一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将“已满14周岁”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的起始点，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不管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情节恶劣程度，都不认为是犯罪，排除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严惩危害社会行为构成犯罪从而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二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依据规定，这一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只有故意触犯以上八大犯罪或者在《刑法》分则中以这八大犯罪认定的，才能称之为犯罪人并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至于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不管这些行为甚至是比八大犯罪祸害尤烈，也不认为是犯罪，不得适用刑罚加以制裁。三是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相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年龄段实施了《刑法》规定所禁止的行为，都将成为犯罪人而要适用相应的刑罚措施。不过，他们属于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列。
其次，对未成年人实施较轻微的涉暴、涉财和涉色行为，亦不作为犯罪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触犯刑法第17条规定的，应根据案件情况慎重考虑。诸如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的”、“偶尔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盗窃公私财物达到数额较大，但情节轻微的”等三种情形，可以不认为是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盗窃行为也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轻微涉暴以及向未成年人获取少量财物的案件，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既便将此类案件以抢劫罪提请逮捕、移送起诉，而检察机关普遍将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已满16周岁的一般作出有罪不诉；不满16周岁的一律认定不构成犯罪，作出无罪不诉。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和量刑制度
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已成为世界各国少年司法的一项通则，我国当然也不例外。早在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便在《关于城市中当前几类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示》中就已经提出了“对未成年人犯，必须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这一方针作为一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精神一直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从我国适用刑罚的根本理想目的出发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规定了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从宽处罚原则。主要体现在《刑法》第17条第三款的规定，即“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不适用死刑原则。《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它既包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得适用死刑缓期2年执行，更不允许等到年满18周岁以后再判处死刑。其实，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实际情况，附加刑当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也是对之无法适用的虚置刑罚。有的学者通过对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体现的精神分析认为，对未成年人同样也无法适用无期徒刑和罚金刑。因为，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的最高刑只能是无期徒刑，但刑法又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无期徒刑的从轻或减轻只能是有期徒刑而不可能仍然是无期徒刑。同样，未成年犯罪人没有收入来源，如果对他们适用罚金刑，只能是让他们的监护人支付，无形之中就把该附加刑移置于监护人身上，这样一来又违反了“反对株连，最责自负”的原则。由此可见，对未成年犯罪人，从法理角度，依照现行刑法规定分析，只能适用主刑，而且只能适用主刑中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不得适用附加刑，未成年人犯罪所能适用的刑罚无论从范围上还是程度上都远不及成年人犯罪宽泛和严厉。
三、我国未成年人的诉讼和执行制度
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修正案。尽管这次刑事诉讼法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刑事诉讼中的共性程序，反映和揭示的是刑事诉讼中的最基本的规律，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特殊诉讼制度比如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的改革和完善上，但是在本法第14条、第34条、第152条当中对未成年罪犯在讯问、审判和委托辩护等方面都作了相应规定，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北京规则》“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应允许少年参与诉讼程序，并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国际少年司法审判要求。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3月25日通过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5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公安部早已在1995年10月23日就通过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它们都遵循了“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并积极采取“综合治理”方式调动各方参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挽救工作。在刑法学理论上，有的学者还极力提倡和营造“学校批评”式的审讯环境。在执行制度上，除了《刑诉法》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六章专章规定了“分开关押”、“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等内容，许多地区正在司法实践中极力推行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或“社区矫治”的刑罚转置方式。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在诉讼、执行、帮教等方面都作了宽容性规定。
综观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法律制度，除了法律规定的诸如“惩罚为辅、教育为主”、“从轻减轻处罚”“不公开审理”“分开关押”等原则和措施之外，在刑事政策上集中体现了“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打击面”的重要原则。应该讲，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和所体现的原则从理论上讲是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的，但它是不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物质、文化和教育水平呢？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允许将大量的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用刑事责任年龄等刑法措施排除在犯罪人之外呢？一方面已经是排除了大量的未成年人成为“犯罪人”，另一方面是未成年犯罪人在所有犯罪人中的比例却又不断扩大，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与贩卖毒品、环境污染相并提的“世界三大公害之一”；一方面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越来越轻宽，另一方面是隐性未成年人犯罪群体越来越壮大及许多未成年犯罪人演变成为“常习犯罪人”。严峻的现实清楚表明，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无论是刑事立法本身还是刑事司法实际等方面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一系列矛盾。
四、我国未成年人刑法法律制度现代化的实现对策
通过对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制度与现实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比如，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化和复杂化现实之间的矛盾，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等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树立刑法权威之间的矛盾，等等。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和所处的尴尬局面，只有通过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现代化之后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的合理化问题，它是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的现代性因素不断生成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更有效地达到保护人民和预防犯罪之刑法和刑罚目的的过程。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现代化既是刑法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也离不开法现代化的背景，更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这里不花太多笔墨去讨论其他背景问题，而是仅就刑事法律的思想和制度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现代化的实现对策。
1、培厚未成年人刑法理论基础，形成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
形成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已经而且也应该成为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极为重要的法学课题。为此，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第一、在现有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未成年人法学框架，特别是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理论框架。对未成年人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犯罪界定和构成、刑罚的适用和刑种、量刑的情节、犯罪的类型和具体可行的罪名等等都要作不同于现有刑法学和犯罪学的专门性研究，形成一个既与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有密切联系和相互统一、又具有符合未成年人年龄和心理实际以及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科学合理并带有开放性的刑法学分支。第二、 形成一支较高素质的未成年人法学研究队伍。尽管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仅次于环境污染和毒品之后的第三大公害，但学者们并没有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研究‘小儿科’”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从而没有对这一复杂的刑事法律问题引起应有的重视。国家应该承担起责任并在社会参与下采取具体措施，鼓励和支持成立更多的未成年人刑法理论研究机构和从事未成年违法犯罪研究的人员，包括鼓励和支持学校教师和其他以未成年人为帮教和服务对象的工作者从事兼职的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第三、高度重视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数据统计工作，为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研究提供科学的实证基础。第四、大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同时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少年刑法制度，而因紧扣中国实际特别是物质条件。
2、制定未成年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当代刑事法制研究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法制研究已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同时，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权益保护、刑事办案制度相继出台，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实际情况的掌握包括数据统计也逐步靠近科学。这就为制定未成年人刑法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做了思想、理论和规范上的准备，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在考虑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严峻现实和借鉴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该着手制定这两部专门法律，这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的国际要求。未成年人刑法应该是一部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制裁未成年人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特别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它具有双重目的，一是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而且必须实现两者的均衡，既不能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目的而以牺牲社会良好秩序为代价，也不能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牺牲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前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和指导思想恰恰是强化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由此而生产的严重社会问题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在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时，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我国“七九”刑法和“九七”刑法一直都把犯罪的刑事责任起点定为14周岁，在“九七”刑法修订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但并没有被采纳。原因在于，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思想是：世界刑罚日趋轻缓化、非刑罚化、刑法要体现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迷信刑罚万能的陈旧观念，等等。可以说，这些观点都有它存在的道理，但是主张这些观点从而不主张降低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的学者们忽视一系列的重要事实，即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的事实，大量的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事实，中国教育水平和矫正措施及设施水平低下的事实，无以处罚未成年“犯罪人”而给其他未成年人形成准“交叉感染”的事实，以及危害行为给受害人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灾难的事实。我们认为，综合分析中国物质的、环境的和未成年人个体的因素，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应定在十到十二岁之间。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作案意识和作案能力，同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在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者亦大量存在。这既与发达国家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相吻合，也与我国开创法律部门如民法部门的责任能力规定相吻合。第二、刑罚及其适用问题。未成年人刑法既然是有别于成年人刑法的专门法律，在刑罚的设置上和适用上当然也应当有别于成年人刑法。我们认为，根据未成年人的客观情况和现有刑法精神，在刑罚种类上只能部分采纳，现有刑罚的主刑当中，死刑可以取消，管制、拘役可以较多地采用，三大附加刑都不适合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实际情况而都应该取消。在这个基础上，再增设一些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种，比如在严格区分管制刑的基础上，可以增设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之类的刑种，形成完全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体系。第三、罪名的确定。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吸收现有刑法罪名，剔除与只有成年人才具备条件的各种犯罪名称，增设一些新的未成年人犯罪罪名；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增设针对未成年人而实施的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犯罪罪名。
3、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少年法院。
完善少年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少年法院。世界上很多经济较发达的国家都根据本国的司法体制，设立了少年法院，如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和泰国等。美国伊利洛斯州在1899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法》，同时在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创了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到1925年，除了两个洲外所有各洲都成立了少年法院。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在德国，1908年在科隆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院，接着法兰克福也建立了少年法院。日本在1948年公布的少年法规定设立家庭裁判所，将其作为下级法院的一种，等等。我国在1984年开始在上海长宁区法院设置了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之后仅仅两年，少年法庭就发展到100多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少年庭的发展空间已经很有限，已经很难承担起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司法保护和预防、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功能。建立少年法院，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交由专门的审判机构和专门的少年法官审理，同时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案件，如涉及到变更监护人、追索抚养费、抚育费等案件，纳入专门的少年法院来处理，对于全面、充分保护未成年人权利，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就目前而言，除了经济发达地区以外，建立少年法院的条件并不是十分成熟，现在的关键是巩固少年法庭的地位和作用，把少年法庭从刑事庭中独立出来，在机构、经费、人员上给予充分保障，待条件成熟了，再设立少年法院。　　
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一味地把未成年人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或者不加区分地将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处罚，并不是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正确途径，倒是一种欲盖弥彰逃避问题的消极做法。正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未成年人刑法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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