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在中国的废除

中国政法大学 杨辉


内容提示：

死刑是当今世界上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故又称为极刑。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死刑这种自人类野蛮时期开始的残酷刑罚方法，愈来愈受到人民的质疑，废除死刑已成为今天文明世界的共同愿望。中国，是一个历来以“严刑酷法”威震于世的泱泱大国，在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法治，重视人权的现代文明的新形势下，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死刑 废除


前言

二百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著《论犯罪与刑罚》面世后，其中关于死刑存废引起重大的学术争议。时至今日，这场延续了二百年的争议似乎还没有给人满意的结论，但是由这场争议所带来的影响却随处可看，因为这场争议给了人民一次机会，一次对于死刑存在的利弊重新思考的机会。2002年12月9日至10日，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在湖南湘潭的召开，使得中国关于死刑存废的问题再一次成为中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这也引发了本人对中国死刑存废问题的思考。

那么，对于由野蛮时期产生，在这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依然适用的死刑，是否应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废除呢？ 以下是本人就此问题的思考。


一、 死刑的概念及存废争议

死刑(Death Penalty)是国家为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而实施的一种刑罚，因其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所以又被称为极刑或生命刑。正是因为死刑通过消灭犯罪分子来达到惩罚犯罪和防卫社会的手段，其严厉性和巨大的威慑功能，使得历史上各国统治者对其“钟爱有佳”，把其作为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因此那时的死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利亚用将近1/10的篇幅宣传关于限制以至废除死刑制度的惊世言论。此后，死刑，这一统治阶级视为巩固其地位的重要“法宝”开始被受质疑。是留，是废？保留派和废除派各有其说。
“死刑保留论者如是说
一，对可能犯罪的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 刑罚越严厉，有理性的人就越害怕，威吓作用就越大。而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试想哪一种刑罚能比剥夺人的生命更恐怖。
二，对罪犯本人，死刑可以从根本上制止其再犯罪。 如果没有死刑，即使罪犯被判终身监禁，他还是有可能在监狱中犯罪，例如杀人、越狱、殴伤其他囚犯等。只有将其处死，才可以防止他继续犯罪。
三，死刑是重罪犯人应得的报应，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 死刑可以满足人们的报应观念，满足人们本能的报复心。对那些用残忍手段杀害无辜者的犯罪人，理应受到相同的或相称的处罚，而死刑就是最公平的惩罚，否则，就意味着被害人生命不如犯罪人生命重要。
四，死刑比长期监禁那些最危险的犯罪人更省钱。 处决一名死囚，只需要花费一枪、一针的代价，长期监禁则需要支出大量的财政费用，而保留了生命的犯罪人，在长期监禁中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很小。
死刑废除论者如是说
一，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 即使人们同意刑罚的目的在于阻吓将来犯罪的发生，也不一定要坚持惟有死刑才可达到最大的威慑作用。事实已经证明，存在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而以无期徒刑为最高刑的国家，死刑与无期徒刑对于犯罪的威慑力是相等的。
二，死刑断绝了犯罪人悔过自新的道路。 死刑以消灭肉体的方式来消除人内心的恶，这无疑是将生命作为刑罚目的实现的手段，而改造犯罪人的观念却被悬置起来。
三，死刑是远古野蛮时代血腥复仇的遗留。 报应论的公平原则虽然是合理的，但有些情况下，执法者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对罪犯施以惩罚。
四，死刑涉及到对生命权的保护，社会应该为犯罪行为承担必要的代价。 从经济的或者功利的观点看，一般来说，处决罪犯的确比长期关押罪犯更省钱。但是，生命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1]
无论这场关于死刑存废的学术争议还将持续到何时，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场争论似乎并没有阻止死刑在一些国家废除脚步，从18世纪的奥地利到现在111个国家实际上废除了死刑，这就是很好的例证。那么本人也相信，在今天这个21世纪高度发展与文明世界里，这场争论也不可能阻止得了中国废除死刑的必然性。(据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底，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有84个，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这15个，实际废除(虽有但不执行)的有22个，全面废除的国家多达74个，即实际废除的国实已达111个。)
二、 中国现行刑法中有关死刑的状况
中国刑法关于死刑的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是在对1979年《刑法》修改的基础完成的。这次修改不仅是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对有关《刑法》中死刑的规定应作现相应的修改，同时也是对国际日益高涨的人权运动所作的回应，因为中国存在的死刑与人权存在着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导致中国的人权问题受到一些国家的指责。因此， 1997年的《刑法》便在这种国内及国际新形势的压力下，开始对死刑作了相应的调整。有关死刑的罪名共计68种。
中国死刑的适用
中国刑法在死刑在适用的范围、主体、程序作了相应的限制。在范围方面，《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方面，《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在死刑核准程序方面，《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另规定了死缓制度，《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
中国学术界关于死刑存废的主要观点
“我国在学术界对死刑的态度大致分为几派：一派主张顺应世界潮流，完全废除死刑，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少数；另一派主张至少要维持现在的有死刑的罪名的数量，并可以考虑适应增加死刑的数量，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是少数；第三种观点主张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减少刑法中规定的死刑的数量，限制死刑适用的范围，严格死刑的执行程序，这种观点在我国学术界处于主流地位。”［2］

　　中国死刑到底是废是存？存与废的意义又是如何？下面就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1979年的《刑法》中有关死刑的规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因此在其基础上产生的1997年《刑法》也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表现在：

一、死刑罪名较多，辐射范围较广。

据统计，我国共有68种罪名可适用死刑，其中危害国家安全7种，危害军事利益和国防利益14种，危害公共安全14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8种，侵犯人身、民主权利5种，破坏经济秩序16种，贪污贿略、侵犯财产各2种。死刑罪名较多，辐射范围较广，与此相应，我国每年判处死刑执行死刑数量较大。有官方数字显示，2001年31个国家有三千多人被处以死刑，比2000年增加了，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中国、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其中中国占比重的80%。
二、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缺乏等价性。

曾凡昌 西南政法大学


关键词: 合同解除 信赖利益赔偿 债务不履行赔偿
内容提要: 解除合同与损害赔偿可以并存，但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对赔偿范围作出任何规定。由于合同解除原因的多样性，导致在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并不能简化为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或者债务不履行的赔偿，而是应当考虑不同的合同解除情形的特殊性，给予个别化的处理，而且基于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损害也应当给予赔偿。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97条和《民法通则》第115条的规定，我们可以推断出：法律实际上承认了解除合同与损害赔偿可以并存，但是立法并没有对赔偿范围作出任何规定。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范围问题．—赔偿全部损失还是仅仅赔偿信赖利益损失，是较少被探讨的问题。我国学者多认为，不需要区分合同解除的原因而一概认定：“合同的解除不影响当事人依法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包括订立合同的费用、信赖利益的损失（准备履行合同的损失）、机会损失、返还支付的费用，同时包括可得利益”{1}。赔偿范围的差异对于权利人的权利维护和损害赔偿利害甚巨，学说上也颇多争议。
笔者认为，传统的观点，即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主义和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主义，在各自的适用范围内自有其优越性，但是较少考虑合同解除的原因。合同解除可以依据不同的情形而发生，违约方具有不同的过错程度，而且守约方的利益期待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加区分地适用任何一种观点，都会导致其合理性被质疑。因此，本文尝试改变“一般化”的分析方法，采取“个别化”的视角，着重分析在不同的合同解除情形中损害赔偿范围的差异，并试图对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范围问题提出一种“个别化”的解决方案。
二、对“一般化”分析方法研究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的范围的反思
（一）我国学者采用“一般化”分析方法对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范围的研究
我国有学者归纳了比较法关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关系的规定，认为有三种不同的立法例：其一，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不能并存。德国民法即是其例。其二，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可以并存。法国、意大利、日本民法均采用此种观点。其三，合同解除与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并存。瑞士民法即采该观点{2}。笔者认为，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看，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排斥主义（非并存主义），即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只能择一主张；另一种为并存主义（非排斥主义），即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可以并存，但是对于损害赔偿之范围的界定并不一致，可分为两个类型，也就是合同解除与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并存（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主义）和合同解除与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并存（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主义）。排斥主义与并存主义的分歧在于，合同解除之前和由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是否因为合同解除而不存在，而并存主义的两个类型的分歧在于损害赔偿的范围。
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主义认为，在合同解除时，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害都可以获得赔偿，即全部赔偿原则{3}。按照罗马法的全部赔偿原则，债务人必须对债权人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在解除合同时，赔偿范围不但包括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而且还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1]也有观点认为，不可主张可得利益损害赔偿，因为上述费用是当事人为追求履行利益而付出的必要成本{5}。
在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主义模式下，合同解除后损害赔偿的范围在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之外，还包括违约损害赔偿之外的损害赔偿{5}34-36。前者在性质上应该是对履行利益的赔偿，所应恢复的并非“原有状况”而是“应有状况”{6}。而后者是指在违约损害赔偿之外，因合同解除而使当事人遭受的损害，如返还给付、对给付物进行保管等费用。
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主义模式虽承认债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认为可请求的不是债务不履行的履行利益损害赔偿，而是因信赖合同继续存在而生的信赖利益的赔偿。[2]
（二）对“一般化”分析方法研究成果的质疑
笔者认为，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与合同解除的依据有密切关系，应根据不同的合同解除情形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国对于合同解除情况下损害赔偿范围的研究，要么是没有注意到不同的合同解除依据对合同损害的赔偿范围的本质性影响，要么是朦胧地意识到了合同解除情形与损害赔偿范围之确定具有相互关联，而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来确定合同解除与赔偿损失的关系{7}。
笔者认为，合同解除的情形可以类型化为协议方式的合同解除、预期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实际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解除，在不同的合同解除情形下，损害赔偿的范围也不同。
三、“个别化”分析方法对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范围的研究
（一）协议解除合同时的损害赔偿范围
协议解除合同是指不存在其他合同解除原因时，双方当事人完全通过自由协商达成协议解除合同的情形。协议解除属于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一般认为，协议解除是当事人各自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而提议或同意解除合同的，既然选择协议解除，通过双方达成的协议处分了自己的可得利益，那么根据获得利益者应当承担风险的伦理原则，他也应当负担风险责任。因此，是否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均可以由当事人自由商定。但是如果当事人未具体约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信赖利益损失和因解除合同而造成的损失，前者包括订立合同所支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因相信合同能适当履行而作准备所支付的必要费用；后者包括合同解除后返还原物所支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对给付物的保管、维护费用{8}。
如果存在导致合同解除的其他原因，如存在一方预期违约、实际违约或者合同履行不能等情形，另一方不得不在一方提出的解除合同协议上签字的情形，则不能被视为是真正的协议解除。因为另一方可能并不真正希望合同解除，而是还坚持着合同签订时对合同履行的期待，应作为预期违约、实际违约或者其他的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看待，并确定相应的赔偿范围。
（二）预期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的范围
预期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是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原因在于，合同各方当事人欲获得合同履行后的可得利益，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当事人之间有合法有效的合同存在，二是合同各方均已适当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在非违约方行使解除权并要求损害赔偿时，由于合同已被解除，且合同各方均无需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因此，该损害赔偿就不应该包括对可得利益的损害赔偿，仅使非违约方处于缔约前的状态即为已足。如果允许在解除合同后的损害赔偿中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使解除合同方无需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却能获得合同利益，这将与民法的公平原则相背离{9}。
在发生预期违约的情况下，非违约方也可以在履行期限到来时，视相对方实际违约的情况，要求按实际违约赔偿。笔者认为，如果非违约方没有按照预期违约的规定，行使预期违约的解除权，而是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后，根据相对人是否履行及其履行的状态采取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动时，该合同解除属于实际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其损害赔偿范围应当是全部损害。
（三）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的范围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可能导致合同解除的实际违约的情形有三种：一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二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三是当事人一方拒绝履行合同债务。
在实际违约的情形下，一方的履行利益由于他方的违约行为导致无法实现，而且合同解除还会因返还之债的履行，而产生额外支付费用。因此，在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是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和因合同解除的损害赔偿。前者即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即可得利益，后者是指由于合同解除所产生的返还性债权债务关系而给债权人造成的额外费用支出，如返还给付物时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占有给付物时对其维修、保管费用等，也谓附带损失{10}。
有观点认为，在合同解除时，债权人行使的是合同不履行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合同未被解除时，债权人行使的是合同不履行的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11}。笔者认为，在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下，所赔偿的不是信赖利益。实际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不同于协议解除合同，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也许可能具有协议解除的假象或者外观（如在由于违约一方的行为导致合同根本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守约方不得不同意解除合同），但是与双方基于合意而解除合同具有根本性差异。在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中，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是合同解除的关键因素，而在合意解除中，双方的共同意志是构成合同解除的关键因素。在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情形下，无论是从民法的公平原则，还是保护守约方在订立合同后对对方当事人的适当全面履行合同的最基本的期待出发，都应当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该种观点也可以在域外法找到其例证，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453条第5款规定，如果合同变更或者解除的原因是因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另一方有权要求因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引起的损失{12}。根据该法典第15条第2款的规定，损失是指“其权利被侵害的人为恢复被侵害的权利已经或者将要花费的开支、花费或者对其财产的损害（现实损害），以及该人在不发生该侵害的情形下按照通常的民事流转的条件可以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收益（所失利益）”。
综上，笔者认为，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不应当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因为在此情况下通过对债务不履行所造成的期待利益的赔偿和合同解除损失的赔偿已足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而信赖利益的损失，作为守约方获得期待利益的必要成本已经溶化在期待利益中了，如果再要求债务人予以赔偿，将会导致债务人对同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的双重赔偿。
（四）不可抗力情况下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的范围
在构成不可抗力时，原则上不产生损害赔偿的问题。但是在债务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债务人在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责任。有观点认为，其损害赔偿范围为信赖利益损失和因解除合同所产生的损失{13}。笔者认为，该种观点不妥当，此种情形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为因债务不履行所发生的损失和因合同解除所发生的损失，原因在于由于债务人的迟延导致债权人在如期履行的条件下可以得到的利益没有得到。换句话说，在没有发生该迟延履行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得到他对合同履行所产生的利益，这种期待具有现实性和确定性。因此，债权人的期待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四、结语
由于合同解除原因的多样性，导致在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并不能简化为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或者债务不履行的赔偿，而应当考虑不同的合同解除情形的特殊性，给予个别化的处理。在协议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信赖利益损失和因解除合同而造成的损失。在预期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是信赖利益损失的损害赔偿。在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是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和因合同解除的损害赔偿。在债务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不可抗力不能够免除债务人在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责任，债务人应当对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失和因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损失全部承担赔偿责任。



注释:
[1]具体论述请参见：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修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426.；吕伯涛．适用合同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56.
[2]《合同法（建议草案）》第104条第2款曾明确规定，虽然没有得到立法的最终支持，但该观点对我国法学界影响较大，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具体论述请参见：高苹．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问题浅析[J]法学杂志，2006,(1):104.；李永军．合同法案例教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115.；朱启超，徐德凤．民法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68.

【参考文献】
{1}吕伯涛．适用合同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56.
{2}黄名述，张玉敏．罗马契约制度与现代合同法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356-357.
{3} A•G•盖斯特．英国合同法与案例[M]．张文镇，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508.
{4}丁玫．罗马法契约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9.
{5}孙娜娜．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研究[D]．华东政法学院年硕士学位论文，,2005:34-36.
{6}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序说[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5)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