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提示】
60岁以上老人，一般应推定为无劳动能力，但是，如果有事实证明，受害人在受害前具有劳动能力,且因遭受人身损害而不能从事原有的工作或劳动,确因误工而遭受了收入的丧失或减少的,则可视具体情况酌情计算误工费。
【案件索引】
（2011）城民初字第00887号民事判决；（2012）汉中民终字第00230号民事判决。
【主要案情】
2011年1月29日8时许，被告柳某驾驶陕F90626号车，行至城固县五堵镇宗湾村路段与骑自行车的原告沙某发生交通事故，致伤沙某。事发后双方都没有报案。事故经城固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勘查，做出城公交认字（2011）第4-33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柳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沙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后柳某送沙某到城固县医院救治，经检查诊断为：左股骨处隆间骨折。住院治疗16天。2011年6月8日，沙某经陕西汉中汉辉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为：沙某左股骨处隆间骨折（内固定术后）致左髋关节活动功能大部分受限，其伤残等级为九级伤残；内固定物取出二次手术费用评估为6500元左右；二次手术治疗误工日为25日。沙某支付鉴定费1800元。被告柳某驾驶的陕F90626号车的车辆所有人是其妻丁某。陕F90626号车在2010年6月8日与人保财险城固支公司签订PDAA201061072200003220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责任限额为122000元，保险期间自2010年6月9日起至2011年6月8日止。另查明：原告沙某因婚姻男到女家落户，生有五个子女，其妻祝某，现年73岁，农民。
【审判情况】
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认为：公民享有身体健康的权利。侵害公民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该机动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应在该险种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柳某、沙某二人在事发后未保护现场，致事故事实无法查清，柳某承担本期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沙某承担次要责任。判决：1、沙某治伤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后续治疗费、复印费、鉴定费，共计5.2万余元，由被告人保财险城固支公司支付3.6万余元；下余1.6万余元，由被告柳某、丁某赔偿70%，其余30%由沙某自己承担。2、由被告人保财险城固支公司支付原告沙某精神抚慰金4000元。
宣判后人保财险城固支公司以受害人发生交通事故时年龄已超过60岁就无劳动能力，不应判处误工费为主要理由提出上诉。2012年5月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受害人发生交通事故时年龄为69岁，但系家庭主要劳力，完全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维持生活，一审适当判处每天40元误工费是适当的，判决驳回其这一上诉理由。
【案件评析】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原告沙某作为69岁的老人能否主张误工费？人保财险城固支公司认为受害人发生交通事故时年龄已超过60岁就无劳动能力，不应判处误工费。而原告认为自己一直从事农业劳动，具有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应当计算误工费。
笔者认为，是否计算误工费的前提是原告是否具有劳动能力。60岁以上老人，一般应推定为无劳动能力，但是，如果有事实证明，受害人在受害前具有劳动能力,且因遭受人身损害而不能从事原有的工作或劳动,确因误工而遭受了收入的丧失或减少的,被认定为无劳动能力则不合理。人民法院受理相关案件后可结合具体情况酌情判处误工费。
一、60岁以上的老年人劳动受法律保护。
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的劳动者退休年龄为男60周岁、女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超过该退休年龄的人就不能成为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不能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因此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不属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的劳动者，不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但他们仍受其他法律保护。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政策鼓励老年人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41条规定：鼓励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从事下列活动：……（二）传授文化和科技知识：（三）提供咨询服务；（四）依法参与科技开发和应用；（五）依法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六）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七）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协助调解民间纠纷；（八）参加其他社会活动。第42条：老年人参加劳动的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因此，老年人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是受法律保护的。
二、60岁以上的老年人计算误工费有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生活补助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可见，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排除老人的误工费求偿权。只要遭受了收入的丧失或减少，无论年龄多大，都可以计算误工费。本案原告长期生活在农村，虽年事已高，但一直依赖自身取得劳动收入，并作为家庭主要生活来源，由于交通事故受伤，被迫停止劳动，其收入减少明显，应当计算误工费。
三、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人身损害时可酌情判处误工费。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无认定60岁以上的人丧失劳动能力的规定。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将男职工的退休年龄确定为60周岁，这只是退休制度，并不说明退休职工丧失劳动能力。现实生活中，60岁以上的人被返聘工作或从事雇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很普遍。如果他们遭受人身损害，从遭受伤害到完全治愈这一期间内，势必无法从事正常工作或因无法劳动而减少收入。侵害人给受害人造成的劳动收入损失，这是一种具体财产损害，依法应予赔偿。当然，在计算误工费的赔偿数额时，应考虑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收入状况，以及伤害对劳动能力和收入多少的影响程度。因此，原告主张误工费与法不悖应予支持，本案法院酌情判处误工费是适当的。



“明珠行动”给我们的启示
杨 涛
在中国拥有100多家分店的香港“珠宝大王”谢瑞麟和其子、现任该公司主席谢达峰等11人，日前因被怀疑涉嫌向旅行社及多名职员提供非法回佣，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新京报》4月24日）
谢瑞麟案中的相关人士员最终是否会被定罪处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提供非回佣的行为，会给游客的利益及市场正常的秩序带来极大损害却是无疑的。据香港金饰业人士透露，部分金铺有9成营业额来自旅行团，金铺不惜重酬导游，佣金可达首饰人工费的5成以上，故将金饰价格调高6成，将佣金开支转嫁到团员身上。这种类似珠宝行向旅行社及其职员提供非法回佣的现象在内地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我们要对这种行为进行司法查处比起香港来说，却面临着难度更大的多的法律困难。
首先，在我国法律中，将贿赂犯罪分为两种性质的犯罪，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一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司、企业人员的贿赂犯罪。相应地，前者可以最高被处死刑并且由检察机关管辖，而后者最高可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由公安机关管辖。这种区分且不说是否体现了公平地保护不同所有制单位的利益，单就管辖方面而言，如旅行社有民营和国有之分，在实践中就经常发生管辖不明的情况，结果有关机关互相推诿，影响了司法效率，造成打击不力。而在香港，贿赂犯罪都由廉政公署进行查处，更有利于形成规模效益，有利于打击贿赂犯罪。
其次，我国刑法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这里，在经济往来中给有关人员回扣、手续费构成行贿罪的前提是接受回扣、手续费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给回扣、手续费的人就不构成行贿罪，但是，事实上，珠宝行等企业给回扣、手续费的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对游客的利益及市场正常的秩序的损害是同样巨大。而且，现在许多旅行社是民营的，这就意味着许多企业或其工作人员的行贿行为不能以行贿罪论处，可以堂而皇之逃避打击。同样，在香港法律中，给予帐外回扣、手续费，不管是给予行使公权力的人员还是其他性质企业的人员，同样可以构成行贿罪。
再次，在我国刑法中，有单位受贿罪，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但是这里的单位仅限于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而不包括民营性质的企业、公司。然而，在类似珠宝行与旅行社勾结的案例中，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带团到珠宝行消费，珠宝行通过提高价格损害游客利益而给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巨额佣金的行为，这种支付行为是为国家法律所禁止，通常是帐外支付，许多行为事实上是旅行社本身与珠宝行有协议的，佣金由旅行社和其工作人员分成。那么，这种旅行社收受帐外佣金的行为是一种单位行为，但其对游客的利益及市场正常的秩序的损害与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个人行为危害同样巨大，按理也应以受贿论处，但如果旅行社是民营性质，则旅行社可以受刑事制裁，同样珠宝行也不以行贿罪受刑事制裁（如果其向国有单位给予帐外佣金就要以行贿罪论处）。
因此，在我国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始终面临着对于危害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的利益要不要同等保护，国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与非国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危害社会的行为要不要同等惩处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树立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同等享有权利、同等承担义务的前提下，修订有关法律，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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