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应然与现实中的实然--论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调解

蔡武


　　调解制度是我国在纠纷解决当中一项有效且便捷的纠纷解决制度，是由中立第三方主持，在查明纠纷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纠纷当事人在合法、自愿的前提下秉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对双方的纠纷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定纷解争的一种活动。我国的调解制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在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中互谅互让、以和为贵的思想上充分体现了我国现代法治和谐的基本要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种当初基于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而作出的规定，随着行政审判实践和理论界的研究而产生动摇。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尴尬，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现实国情所需。最高法院已经根据行政审判实践提出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法院可以就协调解决行政争议之方式进行探索和实践，总结经验。

　　从理论上来讲，行政诉讼法上的调解与民事诉讼法上的调解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都具有诉讼法和实体法上的行为的双重属性。行政诉讼中采用调解是当事人以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为处分标的双方合意行为，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当与判决书的效力相当，从而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因此行政调解制度的构建是顺应司法为民这一历史要求的，应当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助推器”。笔者试从法学理论与审判实践上论述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可行性，在与法学同仁进行商榷的同时，也希望在今后行政诉讼法修改时能将在现实实然中早已存在并应用的行政诉讼调解不再是停留在实际操作层面而是上升到法律层面。

　　一、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建国前有效地解决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内部纠纷，并在建国初期得到发展。在1991年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时间时里，调解是审理民事纠纷的主要主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判方式的改革：着重调解的工作方式，使调解制度得到了规范并发挥了其优势。

　　人民法院作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各种矛盾和纠纷的终局解决者，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诉讼调解。人民法院在坚持合法、自愿原则的前提下，促使纠纷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秉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所最终达成的调解，既体现了法治精神要求，又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是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诉，能够实现纠纷和矛盾的彻底解决，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的发生。我国目前诉讼每年都呈增长趋势，案件判决率，上诉率、再审率居高不下，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得社会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一定的信任危机，而调解结案则可以极大地避免这种现象。调解有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难除了信用金融诚信体制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腐败等原因外，关键点还是在于义务人没有履行能力，但调解的结案的纠纷当事人一般都能自动履行，很少有案件需要法院强制执行的。调解与效率的关系与法官和当事人情况直接相关，特别是审前调解和简易程序中的调判结合，可以较大地提高法院的审判工作效率，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有利于法院资源的合理分配。而且，调解可以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外一并解决双方更多的争议，而不必另案处理，符合法院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主题。保证审判的效果，维护社会稳定，既是社会各界对法院的要求，也是法院保护自身建设的需要，调解可以达到当事人无反悔、无申诉、无上访的最佳纠纷解决效果，是司法的理想境界。

　　理论固然来源于实践，但其一旦形成，则可对实践发挥能动的指导作用。建立行政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中发挥调解的特殊作用，是解决行政争议实现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尴尬，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现实国情所需。

　　二、在法律上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必要性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中已经规定审查和确认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所作的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正确，不同于解决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人民法院不应进行调解，而应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判决。如此规定说明，调解的实质是参与调解的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对自己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作出实质上的处分，以牺牲一定的权利为代价求得争议的解决。因此，调解只适用于那些有完全处分权利来处分自己的褓和程序权利的诉讼形式，而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不是该项权力的绝对所有者，无权自由处分本质上属于国家的行政权，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方式，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不适用调解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特有原则。我国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在贯彻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立法精神的同时，大量行政案件变相地适用调解解决行政争议已成为我国当下行政审判当中公开的秘密，行政诉讼当事人在法院默许或者动员下通过协调解决行政争议的事实，已经悄然升起，行政诉讼不允许调解的规定早已名不符实。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能调解却可以和解，大部分行政诉讼案件通过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原告撤诉而结案。据此，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已成为必要。

　　（一）域外行政调解的运用

　　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司法审查和行政诉讼中，都不同程度地允许当事人和解或者法院进行调解。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之法官，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于言词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其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讼之善意解决之和解。”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可，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亦同。第三人经行政法院许可，得参加和解。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通知第三人参加。”另外从瑞士、日本等国的有关法律条文中也可以推知，他们在行政诉讼中是允许法官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的。在域外，既有关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明确规定，也有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据此，域外审判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

　　（二）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与行政诉讼调解的建立具有统一性。

　　行政诉讼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相对人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制度，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而言，其作用的发挥应倾向于对行政权的制约与监督，而不是维护，这是国家权力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应当是正义和平等价值在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具体体现。行政诉讼只有保持与法的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定位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救济和补偿的基点上，才是符合正义的有价值的良法。行政诉讼的运作过程和处理结果，从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对人来说，其直接动力和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寻求司法救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不是行政相对人追求的诉讼目的，及时解决纠纷和矛盾是行政相对人的需要。

　　（三）实践表明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已成为我国的现实必要。

　　我国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工作长期以来过于刚性，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做法，实际上把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视为不可调和的双方，从审判实践来看，行政案件撤诉率有居高不下的现象已经说明，大量的行政案件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协商、协调的方式以原告撤诉的方式得到解决，有的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达到原告撤诉的结果，有的因法定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主动与行政机关交换意见，有的是诉讼外被告给予原告某些好处而使原告撤诉，而作为解决纠纷的主导者法院对申请撤诉的一般地都予以准许。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不能限制和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一些说服教育工作。与其让这些变相的调解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准予当事人调解、协商，由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不违反当事人自愿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确认协议的法律效力，使调解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诉讼工具。

　　（四）对行政权力的不断深入认识使行政诉讼调解的建立具有理论上基础。

　　随着现代行政管理权的在实践中的不断行使，人们对行政权力性质认识的不断深入，主张行政机关绝对不能处分行政权力的观点已不能自圆其说，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无疑包括羁束性权力和裁量性权力，虽然行政机关对羁束性权力不能自由处分，但是，裁量性权力行政机关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则是可自由处分的。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享有自主权，行政法规也赋予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较多的自由裁量权。在行政程序中追求法律地位平等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公权不能自由处分”排斥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已经缺乏理论的支持。正是由于存在行政裁量行为，法律禁止行政诉讼调解几乎是不可能的，按照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的公权力在法律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不得行使，而作为私权利在法律没有禁止的情况下，就可以处分。但公权力无论是在行政程序阶段还是诉讼程序阶段，均存在一个自由裁量的幅度问题，所以，行政主体对公权力的进行处分并做适当的让步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自主权应得到法律的保障。

　　三、如何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中的调解是指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过双方的协商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行政纠纷解决途径。但应当明确的是行政诉讼的调解不同于诉讼中的和解。诉讼中的和解是指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议相互让步以终结诉讼、解决纠纷为目的的一种法律行为。诉讼中的调解具有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的双重含义。调解在行政诉讼中不应作为一项原则，而应作为诉讼活动中的审理和裁判方式。从调解制度应具备的基本内容分析，行政诉讼的调解应当遵循以下要求：

　　（一）行政诉讼调解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下进行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

　　调解就是解决纠纷并终结诉讼，调解合法成立后具有与裁判等同的效力。行政诉讼调解要充分体现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意愿，要同时能够保障原告有与被告平等协商的能力，坚持合法性调解应确立为行政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很多情况下，依法调解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还能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意志，行政机关不能在调解中超越或者放弃法定职权，在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调解的低成本、高效率，达到纠正违法或不合理行政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调解适用的范围应当有所限定。

　　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处分行政权能，从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权力看，行政诉讼中并非任何争议的行政行为都可以适用调解，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使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受到限制。而且对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作出限制，可以防止调解权的滥用，保障行政诉讼立法宗旨的实现。因此，在行政诉讼应建立有限的调解制度：在法律中有明确限制性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协商，在法律中没有限制性规定的，调解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说明，有的行政行为使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有的行政行为因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使行政机关不享有自由裁量权。据此，适用调解解决的行政争议可以有以下几类：

　　1、对行政主体的非强制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行政争议可适用调解。
　　　◇关永红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关键词: 知识产权，请求权，内容构成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同属支配权的请求权，但由于权利客体属性的差异而内容构成不同。知识产权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同属于救济手段权，但却分属于不同权利运行环节的请求权，具有互补性。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一般应当包括停止侵害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废弃妨害物品请求权、获取侵害信息请求权、赔礼道歉和消除影响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既可独立行使，又可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共同行使。


知识产权请求权是基于知识产权支配性而产生的保障性请求权，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属性、权利行使方式、权利保护方式等与其他传统民事权利的区别，决定了知识产权请求权的权利内容也与物权请求权、人身权请求权等明显不同，但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究竟应当如何合理界定，近年来学术界与实务界对此仍然莫衷一是，争论不休。为此，本文通过梳理众说、辨析理据，对知识产权请求权内容的合理构建进行必要的探究。
　　一、知识产权请求权内容构成的论说
　　知识产权请求权为知识产权人在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时，为使知识产权回复圆满或正常状态而享有的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是指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具体方式。知识产权受到侵害后，权利人采取的保护手段包括防卫性保护和进取性保护。[1]以回复权利为目的的请求权是防卫性保护请求权，以获得赔偿为目的的请求权是进取性保护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正是防卫性保护请求权或救济请求权。防卫性的特点对确定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具有基本限定作用。
　　对知识产权请求权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代表性的论说有：1．知识产权的“物上请求权”主要包括排除妨害请求权与消除危险请求权。[2]2．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包括返还请求权、停止侵害请求权、排除妨碍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3]3．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应当包括停止侵害请求权、妨害预防请求权、废弃请求权、获取信息请求权和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请求权。[4]4．知识产权请求权应当包括四项内容，即停止侵害请求权、防止侵害请求权、废弃拆除请求权和获取信息请求权。[5]另外，还有学者从反方向认为知识产权与物权不同，客体具有精神性，标的物不可能受到被侵占、被侵害一类的侵害，知识产权请求权中不应包括返还原物、恢复原状的请求权。[6]这几种观点的共同之处都认可可以列入知识产权请求权内容的具体请求权的行使目的是为了回复权利的圆满或正常状态，但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具体请求权内容的文字表述的差异，第1种观点使用了知识产权的“物上请求权”，这显然是受物权请求权的表述影响，而第1、第2种观点中使用的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停止侵害等表述主要依据应当是我国《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责任具体方式的法律规定的影响和关于物权请求权内容表述习惯的影响，但没有充分体现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构成特点。二是具体内容方面的差异，体现为返还请求权和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请求权是否应当列入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当中。第2中观点把返还请求权列入内容，其他几种观点则没有列入。第3种观点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请求权列入范围，其他几种观点则没有列入。之所以对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构成的理解和论述有如此大的差异，重要原因是学者们没有对知识产权请求权内容构成的判定根据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认识。
　　二、知识产权请求权内容构成的判定根据
　　知识产权请求权内容构建应当体现传承性和创新性的基本要求，首先，应当与各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法定范畴尽量一致，如果现行法律制度中没有相应的范畴，则尽量与相近的法律范畴表述一致。在我国就是要与《民法通则》的相关民事责任方式的文字表述、知识产权单行法及司法解释中的相关文字表述、我国参加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的相关文字表述方式尽量一致。其次，尽量与请求权、物权请求权等理论研究中的通说一致或相衔接。知识产权请求权内容中的范畴表述能够借用物权请求权的相关表述时可以尽量借用，比如停止侵害请求权就是物权请求权的内容。如此有利于保持法律范畴体系的统一性，也利于理解和执行。再次，知识产权请求权内容中的范畴表述应当充分体现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特点，比如同样是停止侵害请求权，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条件、结果等就与物权停止侵害请求权大异旨趣。何况考虑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特点，有些请求权的内容在其他法律制度或研究理论中根本就不曾存在过，此时只能采用知识产权专有的请求权表述方式了，如获取侵害信息请求权等。
　　从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实际内容构成方面考察，哪些具体请求权应当列入其中，其判断依据应当综合考虑本文前面已作论述的两方面因素，一是法律的相关规定，二是理论研究的成果支撑。法律已经规定的知识产权请求权应当在理论层面予以提炼和概括，使其系统化；法律没有规定的请求权，如果理论研究认为应当成为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就应当阐明理由，推动法律制度的采纳。除此，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即知识产权请求权是否必须是所有具体知识产权都可适用的请求权，还是只要某一种具体知识产权可适用的请求权？对此，几乎没有学者关注和给出答案。本文认为，不论是某一种具体知识产权可适用的请求权，还是某几种知识产权共同适用的请求权，都无法否认其属于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范围，所以，应当作广义理解才符合知识产权请求权的主旨。比如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请求权主要适用于著作人格权被非法侵害的情形，而在其他知识产权中没有适用的可能和必要，即使如此，也无法否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请求权确实属于知识产权请求权的构成部分或内容。
　　三、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具体内容
　　基于上述分析，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应当由五种具体的请求权构成，即停止侵害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废弃妨害物品请求权、获取侵害信息请求权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请求权。这些知识产权请求权的法律依据、内涵与适用条件均与物权请求权、人身权请求权不同。
　　（一）停止侵害请求权
　　停止侵害请求权是指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正在继续，权利人可向侵害人主张禁止该侵害行为继续实施或存在的请求权。要准确理解和行使知识产权请求权，应当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特点及侵害行为有所了解。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在民事侵权法中具有自身的特点，有学者将这些特点概括为：1．侵害形式的特殊性，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主要形态是剽窃、篡改和仿冒等，而不是侵占、毁损等；2．侵害行为的高度技术性，由此导致行为比较隐蔽、富有欺骗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证明；3.侵权范围的广泛性，知识产权可以在同一时空下产生合法使用和侵权使用；4．侵害类型的多样性，可分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7]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必然受到这些特点的影响。
　　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能够有效行使，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可概括为：1．派生停止侵害请求权的基础知识产权必须是有效的知识产权或效力稳定的知识产权。未获授权时或获得授权但权利又失效时，由于不存在有效基础知识产权，也当然无法派生有效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期间基础知识产权被无效的情形下，停止侵害请求权是先得后失，也无法达到行使的目的。2．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已经实施并正在持续过程之中。侵害行为尚未发生，但已经处于准备侵权阶段，此时可以行使妨害预防请求权，不可行使停止侵害请求权；侵害行为虽然发生，但侵害行为已经终止，成为“过去式”，则可以行使损害赔偿的债权请求权，不可行使停止侵害的支配权性质的请求权。3．行使方式应当合法或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可以由权利人直接向侵害行为人行使，如委托律师发出停止侵权警告函、申请行政机关查处停止侵权、申请法院发出临时禁令等。不得违法采取人身或财产威胁的手段行使该权利。
　　（二）妨害防止请求权
　　妨害防止请求权也可称妨害预防请求权，是指在知识产权存在受侵害之虞时，知识产权人请求防止的权利。妨害与侵害或损害的含义是不同的，有学者在研究物权请求权时就指出：损害是妨害产生的各种不利益，以故意与过失为要件，属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范畴。妨害为某一损害发生的源头，是所有人请求排除的对象，非以故意和过失为要件。[8]这种理解对知识产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也具有解释价值。
　　妨害防止请求权的行使是以知识产权存在妨害之虞为基本条件。何为妨害之虞？物权请求权研究中给出了一般的判断规则，即妨害虽未发生，但其发生的盖然性极大时则可认为有妨害之虞。[9]至于是否妨害一度曾发生而有再次发生之虞或妨害有首次发生之虞，均非所问。[10]在知识产权领域，行为人准备人、财、物等条件，计划实施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行为处于侵害行为发生的预备阶段，但实际还没有开始实施侵害行为。此时，虽然该预备行为不可能对知识产权人造成实际侵害，但对知识产权的合法享有和行使的权利圆满状态构成了现实的障碍或威胁，该侵害的预备行为即为对知识产权存在妨害之虞的行为。在日本的学说上采用主观说，判例上采用客观说。[11]主观说认为，只要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意图，即只要有生产和销售侵权产品的意图就构成有侵害之虞；客观说认，为主观说缺乏确定性，有可能损害公益，应当采取“客观上是否非常明显”的标准，如以销售为目的持有侵权产品，但还没有开始销售；为准备销售而发布产品清单，但还没有许诺销售；处于准备生产侵权产品的状态，但还没有开始生产。本文认为，客观说的标准更具操作性和合理性，因为，容易取得客观证据证明存在有侵害之虞，也不易扩大“打击”范围。
　　（三）废弃妨害物品请求权
　　废弃妨害物品请求权是指知识产权人请求妨害人将侵权产品、侵权行为相关的物品以及制作侵权产品的原料和设备排除出商业渠道的权利。该项请求权属于知识产权特有的请求权，与物权法中的排除妨害请求权似乎较相似，但实际不相同。物权排除妨害请求权一般是指物权的圆满状态受到占有以外的方法妨害时，请求妨害人除去的权利。这里的妨害通常包括对标的物的直接侵害，如在他人的房屋边挖坑威胁房屋安全；对物利用支配的外在条件或环境的妨害，如在他人的通道上停放车辆等；非法对物设定负担的妨害，如在他人不动产上擅自设定抵押权；其他原因形成的妨害，如他人的广告牌被大风吹落于权利人门前。[12]有体物基于其物理形态的实在性特点，可以由特定的人进行排他的独占，所以针对物的妨害才可以观测和判断，也可进行法律技术上的排除，进而决定了物权排除妨害请求权的内容。具体而言，对这些妨害物权圆满状态的物品，只要被行为人移除即可，物权人无权请求行为人必须销毁、拆除这些物品。但知识产品的非物质性或无形性特点使其无法在物理形态上被特定的人独占，对知识产品实施像对有体物一样的妨害是不可能，或也没有实际必要，客观上也无法观测和判断。
　　对知识产品的妨害通常包括：1．对知识产品实施侵权性利用。如假冒专利、假冒商标、擅自复制版权作品等。2．前述1中妨害行为发生后产生的附带物品的存在。如侵权产品、侵权相关的原料和设备、侵权的技术资料等。对这些物品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处置，则有可能被行为人重新进行侵权性利用，导致合法的知识产品的生产与市场份额受到威胁性损害。所以，在第2种妨害存在时，知识产权人必须通过行使请求权，以销毁、拆除等方式直接处置与侵权行为相关的物品，去除这些妨害，保持知识产权的圆满状态。
　　（四）获取侵害信息请求权
　　获取侵害信息请求权是知识产权具有的特别请求权。有学者指出，获取信息请求权是指当发生知识产权侵权时，权利人借此可以要求侵权行为人将涉及侵权产品或服务、侵权行为所产生的物品、用于生产侵权产品的原料和设备的信息，以及有关侵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渠道、涉及侵权行为的第三人的信息告知自己的权利。[13]这一定义稍显繁琐，可以将获取侵害信息请求权简炼概括为：知识产权人享有的请求侵权人提供侵权产品或服务、销售渠道及所涉第三人身份等相关侵害信息的权利。
　　这里的信息应当限定于侵害知识产权相关信息的范围之中，以防止加害人的其他不涉侵害行为的商业秘密信息的扩散。对获取侵害信息请求权，《TRIPS协定》第47条规定了司法当局有权责令侵权人提供相关侵权信息，这为将获取侵害信息请求权列入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内容提供了直接依据，也为确定侵害信息的范围大体划定了界限，即提供与侵权行为严重程度相关的第三方身份信息、销售渠道等信息。侵权越严重需要侵权人提供的第三方身份信息、销售渠道等信息一般就越多，反之就较少。
　　知识产权请求权中为什么应当包括获取侵害信息请求权的内容，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相对于其他权利侵权行为而言，技术性、隐蔽性更强，获取侵害信息或证据难度更大。在实务中，权利人及时发现了侵权行为，单靠权利人自身也无法掌握侵权范围、共同侵权人情况、侵权产品数量、销售渠道等信息，不赋予权利人在实体法方面享有获取侵害信息请求权，受侵害的知识产权往往难以获得充分的救济。所以，通过设立获取侵害信息请求权，可以为知识产权人有效行使和保护受侵害知识产权提供实体权利依据，保障及时、全面地获取侵权信息，尽可能排除全部侵害行为；另一方面，又为侵权人设定专门的作为的提供侵害信息的义务，防止其以保护商业秘密为借口，拒绝提供侵害信息，消极妨碍权利的救济。
　　（五）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请求权
　　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请求权是指知识产权中人格性权益受到侵害后，权利人得请求侵权行为人采取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范围对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精神或人格损害表达歉意，尽可能消除已经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的权利。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请求权可以由权利人单独主张行使，也可与其他知识产权请求权一并主张行使。
　　在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及世界多数国家的国内法中没有对知识产权中人格利益进行救济的专门规定，不过有些国家知识产权法中存在一些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相关的规定。日本《著作权法》第115条规定：“作者人格权受到侵犯时，作者可以在主张停止侵害及赔偿损失的同时，请求因过失或故意侵犯其人格权的人，为确保作者身份、订正或恢复作者名誉或声望而采取适当的措施。”[14]欧盟2004年《知识产权执法指令》第15条规定，成员国应当确保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司法机关可以公布判决结果，包括全文或摘要刊登判决书，而费用由侵权人承担。权利人也可以申请司法机关进行公布。[15]这里要求公布判决书内容实际是为了消除侵权行为对权利人造成的不利影响，为权利人正名。
　　在我国，《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著作权法》中，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都列为权利救济的民事责任方式。学理上一般认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是一种非财产责任方式，只在人格权受侵害后可以主张。在知识产权请求权内容中，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一般也只适用于著作权中的人格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请求侵权行为人采用适当的方式实施赔礼道歉的行为，以消除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如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持作品完整权受到侵害后，权利人可请求侵权行为人采取当面赔礼道歉或于特定媒体发布赔礼道歉声明、采取措施收回已经发行的侵权作品等，以消除侵权行为产生的不良影响。
　　总之，知识产权请求权作为支配权的请求权是知识产权救济力的体现，对知识产权请求权内容构成的深入揭示，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救济制度，有效保护权利人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在我国《民法典草案》中应当把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基本内容规定在“知识产权编”的条文之中，在各单行知识产权法律修改完善时也应当有意识强化对各项具体知识产权请求权的法律规制和适用。



注释:
[1]唐绍红：《论知识产权的防卫性保护和进取性保护》，载《科技与法律季刊》2001年第3期，第71～72页。
[2]吴汉东：《试论知识产权的“物上请求权”与侵权赔偿请求权—兼论＜知识产权协议＞第45条规定之实质精神》，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5期，第9页。
[3]齐爱民：《知识产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199页。
[4]杨明：《知识产权请求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22页。
[5]马辉：《论知识产权请求权》，西南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9页。
[6]陈华彬：《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80页。
[7]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 ～ 22页。
[8]王泽鉴：《民法物权（1）》，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149～151页。
[9][日]广中俊雄：《物权法（增补第二版）》，青林书院1989年版，第270页。
[10]谢在全：《物权法（上）》，台湾三民书局1989年版，第155 ～ 156页。
[11]杜颖：《日本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差止请求权》，载《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4期，第63～73页。
[12]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13]杨明：《知识产权请求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