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

李长健 张锋 辛晨[1]


摘 要：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技术性很强，导致食品供给者和消费者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危害巨大，并且不易检测和监测。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规范化的保障机制、社会化监督机制、消费者参与机制和国际化协调机制来避免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危害。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 社会化监督机制 消费者参与机制 国际化协调机制
The study on the legal structure of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Abstract：The food security concerns each citizen's vital interests and social interests, the technology of the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is very strong, it causes the information of food supplier and consumer seriously asymmetric, but the danger of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is enormous, and difficult to measure and monitor. So we could reduce the danger of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standardized quarantee, the participate in the mechanism and internationalized coordinating mechanism.
Key words：Transgenic food security；Legal structure；Socialized supervision mechanism；Consumers’ participation mechanism；Internationalized coordinating mechanism

一、安全的多维价值——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内涵解读
“21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生物技术的高效迅猛发展促成了转基因食品的大量生产。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转基因食品”是一个新名词，英文表述为“Genetically ModifiedFood"，简称“GMF"。根据我国《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包括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产品、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直接加工品和以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直接加工品为原料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由于现阶段转基因食品的发展以植物转基因食品为主，目前已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大都是用植物转基因作物加工而成的。[1]
安全是法律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之一，但是在一些关于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安全是人类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位于各种价值之首，是其他法律价值的前提。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一个社会安全连安全都不能提供，那么这个社会或者国家的合法性就不能得到认可，同时其他的正义、秩序、自由、效率和公平价值也都是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第一，安全是一个人权问题。安全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得以生存的基础条件。英国功利主义法学派创始人边沁则认为，立法者要想保障社会幸福，就必须努力达到四个目标，即保证公民的生计、富裕、平等和安全。在这四个法律目标中，边沁是把法律对社会安全的追求作为首要目标、最高目标和终极目标。[2]据马斯洛心理学理论，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其中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人的安全需要，然后才是获得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第二，安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政府实现其管理职能的主要目的。安全概念源于17世纪的宗教战争，根据当时的国家学说，政府（国家）被赋予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因而任何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和生命的行为，国家都要加以制裁和排除，当然捍卫国家的安全更是整个国家和公民的基本义务。保障安全的义务发展到后来演变成为国家对于个人的基本权赋有立法保障使其不受侵害的义务。虽然对国家的职能经历了政治国家、守夜人国家、福利国家的历史变迁，但国家对安全的保障职能长期以来无可置否，有的学者甚至将保障安全视为唯一真正的职能。国家通过法律规范确认和保护人们对其生命、健康、财产的基本人权，保障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希望和动力。第三，安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安全是社会经济活动有序开展的根本前提和最终保障。只有在安全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才可能有动力、条件和机会进行经济活动，创造财富、创新技术、变革组织。这些安全带来的环境都是经济活动得以正常开展的前提条件，也说明社会经济安全对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更直接的意义。第四，安全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经济安全要求国家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方式，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稳定秩序，为经济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利益产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并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损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现象提供预防、预警、救济和保障机制。[3]
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考量——转基因食品安全特征和危害后果的理性分析
转基因食品安全和一般食品安全相比具有其自身显著的特性。第一，危害潜伏周期很长。通常食品安全所产生的危害问题都比较直观，只要食用了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人体就会立即或者在相对不太长的时间内表现出食物中毒之类的病症。但是转基因食品安全涉及的危害，无论是对生态环境还是人体健康的威胁都是潜在的，危害周期很长，而且未能明确具体地表现出到底会导致何种病症或其他问题。第二，生态环境破坏性。一般食品安全问题仅仅是指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但转基因食品可能导致生物伦理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对生物安全带来很大的破坏，并且危害结果很难恢复。第三，安全检测风险性。依照目前的科技发展，科学手段尚且没有发达到能够像对普通食品那样，准确检测出到底在何种标准度下才是安全的。[4]由于转基因技术己经在全世界广泛应用，转基因食品也在商场超市、街头巷尾大量销售，由于其潜在的危害的不可知性，一旦风险爆发后果不堪设想；第四，危害后果的复杂性。因为转基因食品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其可能导致基因污染，极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对人体乃至其他一切生物的遗传基因造成变异性破坏，更有可能产生难以预知的后遗症，严重危害当代人的生存发展、代际间的平衡和协调，不利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五，法律规制方式的综合性。由于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万亩将通过民法、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等各种性质的法律责任来保障人们的安全。所以既要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特征，又要更加注重风险预防，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控机制，确立严格合理的法律制度，提供系统全面的法律保障。[5]
转基因食品安全潜在性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转基因食品可能产生对抗生素的抗药性。生物之间复杂、和谐的相互关系可能会被转基因食品的基因突变而破坏，长时间的使用有可能打破人体抗体和药物治疗的平衡，导致抗药性对药物的严重影响。其二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导致不良的过敏反应。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生物基因的污染，转基因技术可能对生物伦理和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可能会出现使用转基因食品而导致过敏现象的发生；其三转基因食品可能含有未被发现的致毒物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认识不同国家观点相异，学界、技术界和政府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美国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而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销售和食用，并禁止美国的转基因食品向其出口。
三、实践回应——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构建进路
（一）规范化保障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制度基础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新兴技术，其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可预知。为了确保转基因技术的安全应用和转基因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我们必须构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保障机制。第一，建立明确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制度。转基因食品技术标准制度是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体系中一个独立的、特殊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转基因食品技术标准是国家为了提高转基因食品质量、控制污染，，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各种技术规范的总称，以期实现人体健康、社会财富和生态平衡。目前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方面的规定仍是落后、模糊和空白，我们可以综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定适合我国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食品安全标准。第二，规范合理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制度。转基因食品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要努力做到消费者的食用安全，所有的转基因食品都必须经过系统、全面和严格的检测监管程序。检测程序是一种事前的预防，争取在转基因食品上市前就发现问题，确保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由于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相对落后，缺乏上市前的检测监管程序，导致转基因食品没有被检测或者没有被严格检测，可能对我国人们的生命、健康、财产和社会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危害。第三，制定专门的转基因食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包括独占权、许可权、转让权、标记权和放弃权。转基因食品技术知识产权制度保证了知识产权拥有者对转基因食品生产的高度垄断，其潜在经济价值和高额回报使得各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小公司纷纷投入巨额资金。如果没有相对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能会影响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科研和销售。第四，强化严格的法律责任体系。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责任是指违反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破坏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单位或个人，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具有国家的强制性，只有通过对违反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的直接责任人或单位进行法律制裁，才能保障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的顺利实施。[6]
（二）社会性监督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环境氛围
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规制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的优化，比如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完善社会相关的中介组织和加强媒体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规制中监督披露作用，这是实现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规制的环境保障。第一，整合社会诚信体系，加大受监管企业的法律责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的基础。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完善的信用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诚信管理法律制度，实施企业诚信守法提醒制、警示制、公示制，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对企业采取信用等级管理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企业给予降级处理，并对企业的等级状况进行网上公示，促使企业在社会监督的压力下放弃违法和机会主义倾向。第二，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加强社会的自律控制机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规制主体的能力限制，必须培育并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积极推行行业自律。根据国外先进经验，也要防止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异化和出租、寻租，强调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引导与管理。第三，重构信息披露制度，强调媒体的舆论监督。转基因食品由于高技术性使消费者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只有建立发达的信息传播平台，使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让消费者低成本、快速的获得，才能保障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识别能力、权利的保障能力。
（三）消费者参与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社会保障
消费者的意愿是每一个具体人群或个人意愿的集合，同样消费者的利益也是每一个具体人群或个人利益的集合，个体的意愿或利益只有符合消费者意愿或利益时，才有其合理性。因此，消费者有权参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价标准的制定，参与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规则的制定，从而使人们通过参加决策，制定政策来控制各种活动，自觉或民主地投入致力于发展转基因食品的努力上去。消费者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制度的机制则应是明晰确定对包括预案参与、全过程参与及行为参与在内的过程和方法。第一，消费者对预案参与。预案的通过往往表现为国家的公共政策，这是消费者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的根源，是根本的、最基础的和最高层次的参与。综合决策部门或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的主管部门在制定转基因食品政策、法规、规划和可行性论证时，主要通过网上讨论、问卷调查、专家咨询、消费者听证会、消费者代表座谈等形式，来征询、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决策出台前的论证会应请消费者代表参加，决策出台时要采用适当方式公布于众，消费者不认可的决策决不能出台。第二，消费者全过程参与。这是消费者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的关键，是事前的监督性参与。在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研究、销售以及售后问题等决策的实施过程中要随时听取消费者意见，接受舆论监督。通常采用食品安全电子信箱、免费热线电话、重点新闻曝光和网络平台来获取消费者信息的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公益组织、消费者协会、人民代表、新闻记者等的作用，同时要定期召开公开的信息发布会，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7]第三，消费者行为参与。消费者行为参与主要是要求政府应面向社会，面向消费者进行转基因食品的宣传教育工作，扩大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能力，提高消费者的信息辨别能力，消除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担心，以缓解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顾虑，促进转基因食品市场环境的培育。
（四）国际化协调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合作平台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加快，整个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其他国家的技术、经济和文化对我国的影响逐步加深。转基因食品是一个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国外在这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在美国有转基因食品生产的产业化经验，在欧盟有完善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管、规制经验，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国际化协调机制来解决，创造一个国际化平台，实现对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并行发展。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和长期性以及生物安全学的科学性，决定了解决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策略是系统的、全方位的，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综合性转基因食品安全体系，加强国际合作，进而增进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在经济贸易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尤为重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仅通过其国内食品立法保护本国的利益。由于全球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特别是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国际合作尤为重要。[8]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应广泛吸收和转化国际法中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规范，借鉴和参考生物安全管理国际惯例，强化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和法律保障，在维护我国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与全球各国共同合作，在建设国际化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致力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桂枝的研究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汪萍.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法律保障机制的具体制度构想[J]经济师,2004,(4)
[2]陈德敏，邓禾.对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立法探讨[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3).
[3]汪平,美国、欧盟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法律规范[J]广西社会科学，2004,(4).
[4]黄志良.基因工程的应用及其安全性管理[J]生物学杂志，2001 (3)
[5]马兰、殷正坤.转基因生物的社会风险分析载[J]科技管理研究,2004(1)
[6]李长健，张锋.转型社会下第三部门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3）.
[7]刘志陆、李慧,论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性法律体系的完善[J]当代法学,2003(10).
[8]柯坚,论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风险防范原则[J]法学杂志,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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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长健（1965-），男(苗族)，湖南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系主任，武汉大学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经济法学和三农法律问题。张 锋（1980-），男，安徽涡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和法社会学。辛晨，（1984-）女，安徽淮南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医患冲突与诚信的缺失

李生峰


摘 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医患冲突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从深层次研究医患冲突的原因，诚信的缺失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医疗服务领域多数医疗纠纷源于医患双方缺乏诚信，自我为中心，过分强调经济利益，缺少人文关怀。必须加强诚信道德教育，建立健全信用法律制度，使诚实守信成为人人自我约束、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关键词：医患冲突；医疗纠纷；医院管理；诚信缺失
The Conflict between Medical Personnel and Patients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Sincerity Li Shengf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xinxiang medical college, Xinxiang 453003,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medical personnel and patients demonstrates more complicated characteristic. Studying the reason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medical personnel and patients from profound level, the disappearance of sincerity is often ignored by people. The most medical disputes in medical service field come from that both the doctors and patients lack sincerity and humane care, they all regard themselves as the center, emphasize the economic benefits excessively. We must strengthen the sincere moral education,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credit law, make the sincerity the code of conduct that everybody observes consciously.
Keywords: conflict between medical personnel and patients; medical disputes;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disappearance of Sincerity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医患冲突愈演愈烈。医疗纠纷已成为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导致医患冲突的原因很多，其中诚信是衡量医院伦理道德水准的尺度之一。诚信是人类之法、道德之本、为人之基，是医疗机构处理各种关系，解决各类矛盾，指导各项医疗活动的坐标。蒋正华指出,我国市场交易中因诚信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两个百分点。[1]在医疗服务行业，诚信的缺失，也必然导致医疗机构丧失信誉、迷失方向，甚至不择手段，严重影响我国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当前医患冲突的表现和特点
医患冲突是医患双方在诊疗护理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对某些医疗行为、方法、态度及后果等存在认识、理解上的分歧，以致侵犯对方合法权益的行为。医患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冲突，根结在于我国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深入，不彻底，卫生法制不健全。当前我国医患冲突的表现和特点主要是：
第一,疗效和患方的期望值反差大。
患者和其亲属认为“既然自己出了钱，就希望得到应用的服务。”只要疾病得到了治愈或缓解,即使花了较多的钱,多数病人也是能够承受的,且一般不酿成医患冲突。但是,当病人的较大经济耗费未能得到自己期盼的“理想”医疗效果时,患者心态不平衡，这种利益冲突就会爆发出来。
第二,医疗成本居高不下，患者不堪负重。
尽管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降低一些药品的价格),但医疗成本仍居高不下，除少数富裕阶层外,工人、农民、普通的工薪阶层,日益不堪治病的重负。普通公民对医疗机构追求商业利润的行为，怨声载道。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医疗机构及相关部门（如药行）自然要考虑自身利益，而“利益”的渊源最终还是患者。“白衣天使”的形象和感情淡化了，医患间的敌对情绪严重。
第三,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没有很好地考虑中低收入者承受能力，社会上相当多的医疗机构热中于追求高标准、超豪华，“富人保健”、“富人医疗”趋势严重。
显然,其收入差别大，享受的医疗保健服务方面的实际待遇反差较大。满足不同利益群体之需要，社会上相当多的医疗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热中于追求医疗环境的高标准、超豪华，“富人保健”、“富人医疗”趋势严重。医院在所谓成本核算、自负盈亏的压力下，追求利润也不择手段。医生救死扶伤的仁术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医疗机构公益性、福利性光环的消失，使人们在心理上难以承受。
第四,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国家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医患冲突更加复杂化。
第五，医患双方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患方强调保护自己的隐私权、知情同意权，而医方也需要全面了解病史、正确把握病症。医患间戒备心理严重。
2、诚信缺失在医患冲突中的表现
医疗资源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医疗物质资源；一类是以人才为基础的医疗技术资源；另一类则是以思想、道德、文化为基础的医学伦理道德资源。这三类医疗资源经过有效配置和市场运作。都可以转化为医疗资本。当今社会人们不但重视有形医疗资产,如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等,而且还应该重视无形医疗资产。诚信作为医学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院生存、发展、获得经济效益的生命线,是极其重要的医疗资源。但是，很多医疗机构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一，医患间信任危机，医务人员“谨言慎行”。
医学是经验科学。而经验的取得，一是来自书本，再就是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积累，而后者是最主要的来源，对书本的学习是继承，对临床实践获得的病史资料和经验的收集、总结和应用是研究、发展和提高。一位名医的诞生，青年医生的成长，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以老带新，靠传帮带。曾几何时，我们看到老教授、老专家在门诊室，在病房里现场手把手教、对比着讲、做示范给看。年轻的医务人员特别重视老教授带着他们查房，一旦发现某些问题，如药的品种、剂量是否合适；患者身体的变化、反应有无异常；护理工作是否周全，有无遗漏；以及与患者进行沟通的方法、技巧等，老教授都会在病床前及时纠正，现场答疑解惑。这是年轻人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然而今天，医患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和信任，相互猜疑，医务人员小心翼翼地走进病房又惴惴不安地离去，生怕留下什么把柄。据报道，医患双方通过摄录的方式保留证据做法在很多医院都发生过。[2]医患双方彼此的戒心到了这种程度，不能不说是一种信任危机。医患双方维权的基础是诚信，而诚信的丧失势必会导致医患冲突频发。
第二，规避手术风险，刻意寻求保存证据。
医学是一门永无止境的学科，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学科。以前医生的道德准则是“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进行100%的努力”，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现在则因医患之间缺失诚信，造成医生不敢冒一点风险，“没有100%的把握就不要轻举妄动”。因为在医学探索过程充满着未知数和变数，临床又没有绝对安全的药物和诊疗措施，而疾病的原因又比较复杂，不是“非此即彼”，有些疾病还达不到“证明”的水平。患方强调自己享有知情同意权，医方稍有不慎，患方就会以不知情来控告。而医方因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实施，医疗风险责任增大，就会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和举证不能所带来的巨额赔偿责任。怎么办？为规避风险，分清责任是非，医患双方签订手术公证，以期取得法律上的证据效力。[3]手术公证实际上是医患双方缺乏诚信的无奈之举。
因害怕引发医疗纠纷，刻意寻求保存证据，使医学实践和医学探索受到很大的制约，最终受损的仍是患者。
第三，防御性医疗，以求自保，损害患者根本利益。
防御性医疗行为也称自卫性医疗行为，是指医务人员为了规避医疗风险，以求自保而实施的偏离规范化医疗服务准则的医疗行为。如惧怕漏诊进行拉网式化验或检查；回避有风险的手术或片面夸大手术风险；没有必要的会诊或转诊；推委重症病人等。防御性医疗行为不是完全出于对患者的需要而进行的，其根本出发点是为了避免或减少医患冲突。实际上是医患之间信任度降低所引发的戒备心理的表现。
医患关系是以保持健康、消除疾病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关系， 在医疗技术落后的时期，医生始终占主动地位，患者服从医生乃天经地义的事。这时期的医患关系主要靠道德信念来维持，靠良好的服务态度和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因此，要求医生仁慈、正直、庄重、值得信任。如希波克拉底在其誓言中提到的那样，以“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为信条，以“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为病家谋幸福”为唯一目的。医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在享有医学科学发达带来的健康和前所未有的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医患关系的人性和道德的丧失。医患间的信用关系被消费关系、供求关系、法律关系等“物”的关系所淡化，医患关系的“诚信”基础受到了冲击，由此产生了医患间的隔阂及猜疑。患方开始怀疑医者诊治的科学性、正当性、及时性，医方开始担心患方无端的指控与闹事。据美国的一项对全科医生“防御性医疗行为”的调查表明，在300名全科医生中有98％的人承认自己有因怕医疗风险而采取防御性医疗的行为[4]。在我国也是普遍现象。[5]
防御性医疗行为不仅造成卫生资源的浪费，加重患方的负担，造成医务人员工作心理障碍，阻碍医学科学的发展，而且使本来就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医患之间信用更加危机。既损害了患者的利益，也最终影响对医方的社会评价。
第四，忽视人文关怀，人为地增加患者负担。
诚信体现了对人的尊重，是人文关怀的真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应该倡导诚信。但是，我们在深切感受到市场经济的活力、效率、丰富和优势的同时，却不能不为其间的无序、失信、欺诈而困惑。医疗服务行业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医患冲突的加剧，近乎天文数字的巨额索赔，医务人员的顾虑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小。“以人为本”的道德理念动摇了。如手术签字的范围扩大了，风险大的手术有的医院要求多名病人亲属签字，有的还进行公证；甚至副作用大的、有反应的药也要病人或其亲属签字才用；病危的范围扩大了，患者病情稍有变化就马上发病危通知，要求亲属到场签字；完全可以在门诊进行的手术，改到手术室去做，甚至住院手术，以增加安全感；一般护理改成特别护理，甚至进重症监护室；迎合患方的要求，无视诊疗规则和操作规程等。对患者缺乏责任心，缺少人性化的关爱。医院的信用是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保护公民健康。保证医疗服务质量，是医务人员最根本的信用标准，因此，医方必须以病人为中心，充分考虑患方的切身利益，“关心病人比关心疾病本身更重要”（希波克拉底语）。
第五，不健康的就医心理，医生举步唯艰
医疗服务市场化，病人有权选择医院，选择医生，选择医疗服务。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等价有尝原则在医疗服务行业的表现就是患者要求用金钱买服务，用金钱买健康，选择名医，提供特殊服务，优质优价，优价优先。一旦诊疗结果不理想，不能以诚相待，向医院提出索赔的名目繁多，而且漫天要价，甚至殴打医务人员，扰乱工作秩序。2002年，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326所医院进行了多项选择式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98．4％。其中三级医院的索赔数额较高，10万元以上数额的赔偿占60％，100万元以上的赔偿占11．5％。据统计，2000年一年中，326所医院医疗纠纷索赔金额总计约6000万元左右；平均每所医院是21万元。目前全国共有县以上医院近2万所，按照病人索赔金额20万元／年／院这个平均数推算，索赔金额占全国每个县以上医院医疗收入的5.9％[6]。还有的患方恶意搜集证据，敲诈医院，有的媒体也不明真相，竟相炒做，推波助澜。而多数医疗机构碍于声誉，采取妥协方法，息事宁人，以钱消灾。结果恶性循环，也助长了一部分人有事没事到医院闹闹看的气焰。医患间失去了诚信的道德基础，信用危机充斥医疗服务领域，其结果必然是害人害己。
3、诚信缺失的根源分析
医患冲突中诚信缺失的根源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剖析。
第一，卫生体制建构的不完善，支撑诚信发挥作用的机制没有保证。
医患冲突中，诚信缺失的出现表面上看是伦理道德问题，更深层次的则是体制和制度的原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实践发展了，诚信原则植根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说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医疗卫生体制和管理制度被打破了，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体制和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导致支撑诚信原则发挥作用的机制和保障条件也相对滞后，使医方得不到有效监管，患方的不正当要求得不到有效遏止。对挑战诚信的违法违纪行为也不能及时予以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人（包括医方和患方）利用体制上的空隙和管理上的疏漏以失信的低成本发不义之财的气焰。
第二，卫生立法建设滞后，缺乏强有力的饯行诚信的法律保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和诚信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基本机制。法律的基础是国家暴力，而诚信则靠舆论、制度、法律得以实现。我国卫生立法速度近几年明显加快，但仍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卫生法；医疗机构管理和医疗技术操作规程还很不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法律适用疑义重重；医德医风建设还只是个软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医患双方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诠释法律，很难保证做到诚实信用。
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带来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混乱。
在价值追求上，医院无疑应该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医生则应该把救死扶伤作为自己的天职。如果说这种价值追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医院的资源主要靠政府支持、医生的基本生活条件主要靠国家提供而比较容易得到实现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当今，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带来的人们价值追求的多元化也对原有的价值观念造成了严重冲击，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等在一些医院和医生中时有表现，有的甚至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往往不惜牺牲病人的利益。在各种利欲的强大冲击下，诚信显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应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不能苛求医院和医生只考虑社会利益。如果没有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不仅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成问题，医生的积极性也难以保证。市场经济对医院和医生价值观念冲击的最严重的后果不在于医院和医生对经济利益的重视，而在于一部分医院和医生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选择上发生的严重错位。医患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医方对患方不诚信的背后折射出的实际是医方对经济利益的不正当追求。而这反过来也加剧了患方会医方的不信任。
4、构建诚信基础，调适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也是道德关系。理想的医患关系是以诚信为基础,平等,尊重,信任,默契,充满人文关怀。构建诚信---合作---互谅的医患关系模式，必须走“以德治医”和“以法治医”相结合之路。
（1）大力加强法制建设,优化伸张诚信的法治环境,为诚信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现实社会中，要使社会有良好的诚信秩序，必须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做为保障。我国目前还缺乏专门的信用管理法律。医疗卫生行业立法又相对滞后，医疗体制不健全，受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在利益驱动下，失信者敢于冒风险去敛取不义之财，抗害患者。所以，从根本上解决信用危机，除了加强医药领域的管理外，重要的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立法先行,做到有法可依，“以法治医”，为诚信道德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2）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加强诚信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处罚力度，使挑战诚信道德行为者付出血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