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脑死亡立法模式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摘 要：当前，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上，国外存在专项立法模式与统一立法模式两种立法模式。这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其利弊。就当前我国公众对脑死亡的接受情况来看，我国应当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专项立法模式。
关键词：脑死亡；立法模式；我国；选择

作者简介：刘长秋（1976—— ），男，山东人，汉族，法学硕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命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迄今已在国内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生命法。 通联：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E-mail:shangujushi@sina.com

脑死亡（brain death）是指原发于脑组织严重外伤或脑的原发性疾病，致使脑的功能不可逆转地停止，最终导致人体死亡。[1] 脑死亡法即对脑死亡问题进行的立法，是立法者通过法律对脑死亡的明文认可。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即脑死亡法立法时所采取的法律范式或立法体例。立法模式是影响立法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且直接决定着立法的实效与权威。当前，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们生命观念的转变，脑死亡这一远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已经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国家都已承认了脑死亡并专门制定了本国的脑死亡法，我国也正在酝酿出台相关的法规或规章。由于我国在生命立法领域方面的整体落后，我国过去毫无脑死亡立法方面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立法模式无疑将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不少学者在进经过研究后认为，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而建议我国采取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那么，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否真是我国脑死亡立法所应采取的最佳立法模式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此浅发拙论。
一、各国在脑死亡法上所采取的主要立法模式及其优劣分析
各国在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上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项立法模式，另一个则是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混合立法模式。而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实际上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应该说，上述两种脑死亡立法模式各有优劣。
（一）美国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
所谓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就是指在不无视脑死亡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固有联系的前提下，单独对脑死亡进行立法，而不是将脑死亡完全纳入器官移植法而使其成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内容的立法方式。当前，采用专项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中以美国最为典型。1966年美国提出脑死亡是临床死亡的标志，并于1968年在第22届世界医学大会上，由美国哈佛医学院脑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将“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作为新的死亡标准，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诊断标准，即“哈佛标准”。1970年，美国堪萨斯州率先在美国各州制定了有关于脑死亡的法规《死亡和死亡定义法》。1978年，美国制定了的《统一脑死亡法》（Uniform Brain Death Act， UBDA），并正式在法律上将脑死亡定义为“全脑功能包括脑干功能的不可逆终止”。在美国，脑死亡立法与器官移植立法是分开进行的，器官移植立法早于脑死亡立法。早在1968年即美国提出“哈佛脑死亡标准”的当年，1968年，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等组织就倡议通过了《统一组织捐献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简称UAGA），至1973年，该法案已经在全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统一实施。1984年，美国又通过了法律效力更高的《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s Act）。这样一来，在美国，一般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受器官移植法的规范，而脑死亡的判定则受脑死亡法的规范；如果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涉及到了脑死亡的判定与实施等问题，则要受到器官移植法与脑死亡法的双重约束。
采取专项立法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作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律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这就在立法上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界限进行了显然的划分，避免将器官移植与脑死亡混为一谈；（2）由于脑死亡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器官移植而更在于它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因此，对脑死亡问题制定专门的立法有利于突出脑死亡的法律地位，使人们相对更为全面且科学地理解脑死亡，并因之相对更为重视脑死亡；（3）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并对脑死亡问题适用专门的脑死亡法，有利于树立和体现脑死亡法的权威，提高其运作的实际效果；（4）在器官移植方面，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的统一适用，体现了脑死亡法对器官移植法的配合与支持，有利于器官移植活动的开展；（5）最为重要的是，将脑死亡问题单独加以立法有利于避开人们较为敏感的器官捐献问题，从而不但可使其更为乐意认同和接受脑死亡的概念，且不会对器官移植法的实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采取脑死亡专项立法模式的弊病也是较为明显，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将脑死亡明确从器官移植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并适用脑死亡法显然增加了立法的投入及法律的运营成本，也客观上增加了执法者的责任与负担；（2）在现有科学不能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脑死亡是绝对科学且不存在任何差错的情况下，对脑死亡进行专项立法会面临很大的立法风险。
（二）西班牙的混合立法模式
所谓混合立法模式，即不对脑死亡问题单独制定法律，而是将其与其他内容特别是器官移植一起规定在器官移植法中，作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美国对脑死亡进行专门立法不同，西班牙的脑死亡法是融合在其器官移植法中的。其1979年由国会通过的《器官移植法》直接对脑死亡的概念及其判定要求进行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脑死亡是指完全和不可逆的脑功能丧失；如果是脑死亡，必须有3名医师的诊断证明；必须有临床评估及相关的各项检查来证实供者死亡的诊断符合法律程序要求。显然，西班牙并没有将脑死亡问题作为完全独立于器官移植之外的一个问题来加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了器官移植的一个当然内容。正因为如此，西班牙没有像美国那样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而是将脑死亡问题直接规定在了器官移植法中。
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该立法模式在1994年时初露端倪，到1997年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出台时最终成型。早在1994年4月，日本“关于脑死及器官移植的各党协议会”向国会提出的《器官移植法案》第6条就对脑死亡问题进行了灵活处理。该条规定：“医生在符合以下各条之一时，可以从死者（含脑死者，下同）体内取出用于移植的器官。1.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手术，且知道这一意愿的家属对此无异议或该死者无家属。2.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或虽然死者未表示过这一意愿，但其家属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3. 前面所设计的脑死亡者，是指被断定为包括脑干在内的整个脑部的机能都不可逆转地停止了的死者。4. 对脑死的判定，应根据被普遍认可的医学知识，按照厚生省令来进行……”[2] 显然，日本的这一法案并不是专门针对脑死亡问题的法律，而是针对器官移植的，其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医师从脑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时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该法案也没有将脑死亡作为确定人死亡的唯一标准，而是在坚持传统心死亡标准的基础上仅将脑死亡标准作为心死亡标准的补充标准，相对灵活地处理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问题。在其1997年10月起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中，日本明确认可和肯定了上述立法内容与立法模式。该法规定：允许进行脑死亡者器官移植；愿意在被断定脑死亡后提供器官的人，在生前进行登记并填写自愿卡，一旦发生不测，在直系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可对其器官进行移植。除西班牙、日本之外，德国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模式，它也直接将脑死亡问题规定在了其1997年制定的器官移植法中。
混合立法模式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减少了立法投入，节约了立法运营的成本；二是在脑死亡还没有被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是绝对无误及人们对脑死亡还表现出一种不认同和不信任的情况下，有助于将脑死亡问题模糊化，避免该问题被过度张显；三是将脑死亡作为提高器官移植成功率的重要保障，明确将脑死亡的意义在某一特定阶段上限定在了器官移植方面，具有很强的务实性。而其弊端在于：（1）把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人为地连接到了一起，将脑死亡的意义局限到了器官移植一个方面，使脑死亡法具有很浓厚的功利性，也极大地抹杀了脑死亡法的其他现实意义，如其民事意义、刑事意义等；（2）客观上会减弱脑死亡法律规范的实效，并也会给器官移植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3）由于医学界的不当宣传与误导，人们往往认为国家倡导其接受脑死亡概念的动因在于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从而使其易对脑死亡法产生误解而不愿接受脑死亡，甚至还会因此而对器官捐献产生厌弃，极大地限制了脑死亡法的实际作用。
二、我国脑死亡法立法模式之选择
通过以上对脑死亡法两种立法模式的比较分析，笔者以为，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问题上，我国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具有更多的优势，且相对于统一立法模式而言也是更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具体来说：
1. 当前，我国大部分人都脑死亡还没有形成全面而科学的认识，对脑死亡表现出了较大的排斥和不信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对脑死亡问题制定并适用专门的立法，有利于对脑死亡问题进行更为科学的法律宣传与医学宣传，从而使全社会形成对脑死亡的全面、科学认识，帮助人们逐步认同并接受脑死亡。
2. 尽管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并不是一部法，而各有其适用范围与调整对象，但在器官移植方面，二者却有着无可否认的固定联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制定一部不受器官移植法制约而其本身又摆脱不了与器官移植法之间的固有联系的脑死亡法，可以使脑死亡法成为器官移植的辅助法而又不会表现得过于功利。
3. 由于过去医学理论界一些学者在提倡脑死亡法立法建议时，将脑死亡法作为解决器官移植供体器官来源不足的主要依据，错误地分析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之间的关系，导致很多人对脑死亡立法形成了一种偏见，即认为脑死亡立法就是为了服务于医生强制从脑死者身上采集人体器官的保障法。在这种偏见的误导下，人们不仅对脑死亡法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与排斥，且对器官捐献也产生了一定误会。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规定在同一部器官移植法中，则不仅会加重人们对脑死亡法的误解，不利于人们对脑死亡的认同和接受，且极有可能会产生“恨乌及屋”的负面效果，使人们对器官移植法也产生抵触。
4. 脑死亡作为一种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其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这一个方面，更在于为脑死亡这种科学的死亡标准提供明文法律依据以及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能力的终止以及杀人罪的成立等民事与刑事问题提供立法支持，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则很容易张显脑死亡法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意义而掩盖甚或抹杀其在其他方面的、相对于器官移植而言的更为重要的意义。
5. 在脑死亡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借鉴美国的做法而采取了专项立法模式，台湾在1987年6月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同年9月颁布了《脑死亡判定步骤》。如果我国在该方面也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则将显然有利于避免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脑死亡问题的产生法律冲突，从而有利于两地开展更为广泛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交往，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以为，我国脑死亡法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而不应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搅在一起，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统一立为同一部法。当然，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分立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之间的特殊联系，将脑死亡完全与器官移植脱钩，乃至在器官移植法中不对脑死亡作任何规定，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丝毫不提及器官捐献及器官移植；相反，出于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固有联系及协调两法之间关系的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依旧需要提到脑死亡问题，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依旧需要充分考虑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为此，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规定：医师可以从生前自愿捐献其遗体或遗体器官或者在其死后经其家属同意而捐献遗体或遗体器官的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但如以脑死亡标准判定患者已经死亡的，需要依据《脑死亡法》的规定严格进行。而在《脑死亡法》中也需要规定：摘取脑死者的器官用于移植的，需于脑死者生前征得其本人同意或于其死后征得其家属同意，器官的摘取依照《器官移植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1] 吴崇其, 达庆东.卫生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P495.
[2] 顾肖荣, 倪正茂.生命法学论丛[M],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8, P 80.

（本文已发表于《卫生政策》2004年第3期）


能源部 水利部


能源部、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电力科技情报工作规则》和《1991—2000年全国水利和电力科技情报发展规划》的通知
1992年3月17日，能源部、水利部

能源部、水利部于1991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水利和电力情报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水利、电力科技情报工作规则》和《1991—2000年全国水利和电力科技情报发展规划》。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执行。

附：水利、电力科技情报工作规则

一、总 则
第一条 科技情报工作是科技工作和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生产力的媒介和桥梁，是水利、电力生产建设决策和规划、设计、科研、施工、生产、管理、教学等工作的参谋、尖兵和耳目，对水利和电力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条 水利和电力科技情报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面向水利和电力建设，积极开发情报资源，加强情报研究，加快情报现代化建设，发挥整体效能，努力为水利和电力现代化建设提供超前和优质服务。
第三条 各级领导要重视科技情报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采取切实措施，加强情报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充分发挥情报工作在水利、电力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二、组织体系
第四条 全国水利和电力科技情报组织体系，是以能源部、水利部水利电力情报研究所为中心，能源部、水利部各专职情报机构和省、市、自治区水利、电力情报中心（站）为骨干，情报网为依托，纵横交错、脉络贯通的情报网络构成。
第五条 能源部科技司、水利部科教司是全国水利和电力科技情报工作的主管部门，能源部、水利部水利电力情报研究所受两部的委托负责管理全国水利和电力系统的情报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1．根据中央和两部的有关方针、政策，制定全国水利、电力科技情报工作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
2．制定全国水利和电力科技情报工作发展规划，协调情报工作，组织和报导重大情报研究和情报活动。
3．负责全国水利、电力科技期刊的管理和公开发行期刊的申报工作。
4．负责管理水利和电力专业情报网工作。
5．组织情报人员培训和经验交流等活动。
第六条 能源部、水利部水利电力情报研究所，是全国水利、电力情报研究中心和文献检索中心，其主要任务是：
1．根据水利和电力行业发展战略、规划计划、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开展综合性、战略性和政策性情报研究，为领导部门决策科学化服务。
2．围绕水利、电力事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全面系统地搜集国内外水利、电力科技情报资料和科学技术成果，为水利和电力系统提供情报服务。
3．负责水利和电力系统科技情报计算机检索系统和数据库建设。
4．组织开展情报理论方法和情报手段现代化研究。
第七条 水利部流域委、能源部网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水利、电力厅（局）、电规院、水规院，应根据工作需要建立相应的科技情报机构，情报中心（站），行使本地区、本行业业务和管理的双重职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情报中心（站）的主要任务是：
1．针对本省（直辖市、自治区）水利和电力生产建设、科研任务，对外交流等需要，为领导各有关部门编制规划，指挥生产，确定科研重点，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2．根据情报体制改革和水利、电力建设的要求，结合本地区的生产和建设实际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情报搜集、报导和分析研究工作，及时提供适用的生产技术情报、技术经济情报和管理情报。
3．有针对性地收集、整理和管好科技情报资料，抓好文献开发利用，有条件的单位要进行联机检索与数据库建设，逐步形成本地区水利和电力科技情报服务中心，并积极开展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和提供实物、样品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工作。
4．抓好本地区水利和电力科技情报的组织协调工作，广泛开展技术交流活动，有重点地编辑出版科技情报刊物和动态，积极参与科技成果和新技术的交流推广工作。
5．加强情报研究工作，逐步建立地区性情报研究和咨询服务体系，以多样化的情报研究产品，及时有效地提供情报咨询服务，满足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决策需要。
6．负责本地区水利和电力科技情报成果、申报和推广工作。
第八条 部直属设计、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科技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
1．根据本单位需要，围绕水利和电力高新技术、基础研究、教学方案和发展规划开展情报调研，提供情报服务。
2．搜集、整理有关科技情报资料，积极开展联机检索和定题定向的文献情报服务。
3．负责本专业、本单位科技期刊和情报信息编辑出版工作。
4．组织情报成果申报工作。
第九条 水利和电力基层单位，应根据本单位情况建立健全情报组织，配备专职或兼职情报人员，负责本单位情报工作，为本单位科技进步服务。根据本单位需要，搜集有关科技情报资料，参加专业和综合情报网，组织开展群众性情报活动。
第十条 水利和电力的各专业和综合情报网是全国水利和电力科技情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区性或专业同行自愿组成的情报协作组织，组织办法和具体任务详见“水利和电力专业情报网暂行管理办法”。

三、队伍建设
第十一条 科技情报人员是科技队伍的组成部分。科技情报人员主要包括：情报研究、文献管理、编译报导、出版发行、情报管理、计算机检索等人员。
第十二条 各级科技情报机构应视科技人员数量和业务范围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情报人员，并应保持相对稳定。
第十三条 科技情报人员是科学技术队伍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定职、晋升、奖励和劳动保护等待遇，和其它科技人员相同。进行技术职务聘任时，应充分考虑各类情报人员的工作特点，参考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聘任。各级情报机构应建立科技情报人员业务考绩档案，作为待聘资格评定的参考依据，对有贡献的科技情报人员要实行奖励。
第十四条 各级水利和电力领导部门要关心和解决科技情报人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问题，加强在职培训和进修，不断提高情报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情报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第十五条 积极发动广大水利、电力科技人员，从事兼职情报工作，壮大科技情报队伍。对他们的业余或兼职劳动，应按有关规定给予适当报酬。

四、条件保证
第十六条 各级水利和电力单位要把科技情报工作列入本单位工作计划。重大建设项目，重点科技攻关，要吸收情报人员进行情报论证。有关生产、业务会议和科技活动要根据情况吸收情报部门负责人和有关情报人员参加，并要为情报人员查阅有关文件材料提供方便。
第十七条 各级情报机构也是各级水利、电力部门的文献收藏和交流中心。本单位的科技文献和外出考察访问、参观学习、参加会议等带回的文献资料，均由情报部门收藏管理和整理编目，并逐步做好各单位联合编目，向全系统通报利用，实现资源共享。
第十八条 各单位应将所属情报机构所需经费纳入经费预算专款下拨，实行经费包干。科技情报经费包括：书刊资料购置费；科技情报调研费；科技情报成果、刊物出版补助费；科技情报器材、设备购置费；科技情报组织活动费等。独立核算的情报机构还应包括科技情报人员工资及办公费等。科技情报费用，事业单位在事业经费或科研经费中列支；企业单位在科技开发费中开支；院校在教育费或科研费中列支。
第十九条 科技情报工作所需要的计算机、录像机、录音机、照相机、复印机、打字机、缩微设备等均属科学器材和设备。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情报机构的支持，为其配备相应的器材和设备。
第二十条 各情报单位在做好公益服务的同时，可积极地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开展创收，其收入分配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五、成果评奖
第二十一条 科技情报成果是科技成果的组成部分，各级情报主管部门按国家和部颁有关规定，定期进行评奖。凡可纳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情报成果，按国家科技进步奖奖励条例申报。其它各类情报成果按两部颁发的“水利和电力科技情报成果评奖办法”进行评奖。具体评奖工作由部情报所主持和组织。

六、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颁发后，原水利电力部颁发的条例即行废止。
第二十三条 各级管理部门、各单位、可根据本规则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附2：1991￣2000年全国水利和电力科技情报发展规划（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