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解释三“经典内容”涉嫌违法


“婚姻法解释三”全名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该解释已于2011年7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并自2011年8月13日起施行。

随着该司法解释的出台及正式实施，社会各界的褒贬声也是一直在持续。诸如：“导致女方净身出户”、“鼓励男方包二奶”、“挽救宁在宝马车里哭的爱情”、“击碎女性傍大款的拜金梦”等等词眼不绝于耳。笔者认为：该解释看似合理，实际并不公平，而且部分内容确实与《婚姻法》相冲突。根据《立法法》所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理，笔者认为该解释有些内容实际上不具有法律效力。

对于婚姻法解释三最经典的、也是争议最大的内容莫过于如下两处：



第一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条司法解释的内容包括三方面的意思：第一、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只要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且无其他约定，那么该不动产就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属于出资人子女一方单独所有；第二、婚后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且无其他约定，则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额按份共有；第三、婚后无论是一方或者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只要产权登记在双方子女的名义下，则视为对双方子女的赠与，属于双方子女的夫妻共同财产。



第二处：

第十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本条司法解释的意思是：夫妻一方在婚前签订了不动产买卖合同，又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而婚后又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然后又在婚后将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的名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离婚时双方对该不动产协商不成时，法院则可以将该不动产判规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而对于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则按照夫妻共同财产且根据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对第一处分析如下：

首先，该条司法解释主要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实际上是父母对子女的一种赠予行为；第二、该赠予行为发生在婚后；第三、该赠与行为并未明确说明只赠与出资方子女一方，而只是将产权登记在出资方子女名下。

其次、《婚姻法》对此有明确规定：

《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第十八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基于此，笔者认为：从婚姻法的上述条款明显可以看出：对于夫妻一方或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赠与所得，除赠与人在赠与合同中明确约定为夫妻一方所有外，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本条显然是要求赠与人对所赠与的财产赋予明确的、书面的意思表示（即遗嘱或赠与合同），而非默示或无意思表示。而“婚姻法解释三”却在赠与人（即出资一方的父母）没有任何明确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只根据产权登记的情况而将该不动产所有权规定为出资人子女一方单独所有。而事实上，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在婚姻存续期间，只要双方没有任何书面约定，赠与方也没有明确约定，无论哪一方所取得的财产，也无论登记在哪一方的名义下，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笔者认为：“婚姻法解释三”的内容显然与《婚姻法》的条款相冲突。



对第二处分析如下：

该条司法解释主要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夫妻一方在婚前签订了不动产买卖合同，又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第二、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该笔银行贷款；第三、该不动产在婚后取得产权并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

基于上述特征，并针对房屋这一类不动产进行分析，笔者认为：首先，虽然房屋买卖合同并不以产权登记为生效要件，但对于房屋这一物权的取得应以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即《房屋所有权证书》)之日起方为正式取得，而结合该条司法解释，也就是说夫妻一方虽然在婚前签订了不动产买卖合同，但是房屋的所有权实际上是在婚后取得。其次，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除夫妻双方有书面约定外，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之间享有平等的处理权且地位平等。而婚姻法解释三却赋予法院将该房屋的所有权判规交付首付款一方所有，法律依据何在？

项谷，张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关键词: 检察委员会/业务决策/宏观指导/业务管理
内容提要: 与检委会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实原因有着密切的关联，对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强化是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的现实需要。为强化检察委员会业务决策职能，充分发挥业务决策职能作用，在改革实践探索基础上，检察委员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查把关、加强对检察业务的宏观指导，以及加强对检察业务管理的指导。


　 检察委员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一项制度创举，检察委员会（以下简称“检委会”）不仅是各级检察机关的必设机构，也是检察机关内部实行集体领导、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事项的法定组织形式，其对检察业务有着最高的决策权，对检察工作全局具有重要宏观指导作用。当前，由于对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实践探索也相对滞后，业务决策职能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因此，厘清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价值基础，总结发挥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作用的实践探索，探讨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实现路径，无疑对深化检察改革，强化法律监督，保证检察机关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价值基础

　 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赋予检委会的一项基本职能。《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先后对检委会的具体职能作出规定，形成了检委会审议议题范围的十大内容。[1]检委会所具有的业务决策职能还与检委会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当前社会的现实原因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与传承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设立最高人民检察署委员会议，由检察长、副检察长、秘书长和委员组成，以检察长为主席。最高人民检察署委员会议“议决有关检察之政策方针、重大案件及其他重要事项，并总结经验”。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在检察长领导下，处理有关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1979年7月，新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事项”。

　 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的内部决策机构，从建立初期，因其他内设机构和组织甚至党组的缺位，造成决策内容政治化、行政与业务不分，且几乎包揽处理所有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直到恢复重建后，由于检察机关党组、检察长等领导决策机构的建立健全，相应的职责分工明确，检委会的职责才越来越清晰，并最终定位于业务决策。纵观检委会制度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无论其决策内容如何发展变化，对检察业务的决策始终是检委会一项固有不变的基本职能。因此，由检委会行使对重大检察业务的决策职能符合我国国情和检察工作发展规律，是检委会制度6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和传承，需要我们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发展下去。

　 （二）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在新的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公正、严明、清廉、高效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检察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面临的新要求越来越高。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业务决策机构，作出的决定具有法定效力，检委会的决策质量直接影响着检察工作水平，因此当前检委会承担的任务十分重要。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检院”）贯彻落实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检委会需要着力研究和推进检察改革，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和对自身执法的监督制约，促进检察工作全面科学发展；需要着力研究和推进立足检察职能，服务大局，保障民生，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需要着力研究和推进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切实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因此，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现实需要，检察机关必须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

　 二、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对实现和保障司法公正有了更多的期待和要求，检察机关在改革检察业务决策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积极构筑保障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制度规范

　 近几年来，高检院陆续发布了一批检委会工作规范性文件，为检委会发挥职能作用奠定了制度基础。至2010年底，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条例七个文件”的检委会工作制度和规范体系。[2]这些均是高检院在我国法治进程不断加快、检察事业不断发展和检察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对保障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所起的制度性作用。各地检察机关在执行高检院统一规定的同时，还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形成了各自的工作特点。如对议事范围中“重大案件”的界定，高检院规定得较为原则，而笔者所在单位进行了符合办案特点的细化诠释，其中将“提请抗诉的刑事案件”细化为“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撤回抗诉的刑事案件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请抗诉、提出抗诉的刑事案件”，从制度上有效地保证了检委会对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决策指导。

　 （二）努力探索强化检委会宏观业务指导的有效途径

　 为强化检委会对检察业务的宏观决策和指导，一些地方检察院在制度创新上作了有益的探索，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创设的检委会业务通报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检委会宏观业务决策指导的作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开设了《检委会通报—检察建议专刊》，并以该通报为载体，不仅审议决定该检察院本身制发的层次高、份量重的检察建议，而且审议发布其下级检察院制发的质量高、效果好的检察建议，供该市各级院学习借鉴。同时，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还开设了《检察情况反映》专刊，以及时向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此外，该检察院检委会还开设了《检委会通报—案例专刊》，即检委会审议或者选择重大疑难案件、新类型案件和典型工作经验，以通报形式发布，由下级检察院参照执行。

　 （三）不断优化检委会对检察业务管理的决策指导

　 按照高检院《关于加强案件管理的规定》的要求，目前不少地方检察院已经形成多项长效机制。如笔者所在单位建立了案件质量督查制度。案件质量督查是在检委会的授权下，由专门内设机构（研究室）代表检委会对本院各业务部门办案质量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主要通过检查已经办结的案件材料，复核相关法律文书，提出案件质量的审查意见，形成季度案件质量督查报告提请检委会审议。检委会每季度在总结分析本院案件质量检查情况的基础上，对当前影响办案质量的实体、程序等问题提出解决和改进的指导意见，并以“检委会通报”形式下发全院贯彻执行。同时，检委会针对案件督查报告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反映的争议较大的法律适用典型疑难问题，责成相关责任部门进行研究分析，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及时报告上级检察院，以为正确适用法律，统一执法尺度提供有益参考。

　 三、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主要路径

　 当前司法实践中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作用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为此，有必要研究探讨深化完善检委会制度、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主要路径。

　 （一）切实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查把关

　 当前，基层检委会在审议决定案件中普遍存在“讨论程序性案件多、讨论疑难复杂案件少”的现象。[3]所谓“程序性处理案件”，是指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有关法律、司法解释及其他规定，应当提请检委会决定的案件，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存疑不起诉、相对不起诉等案件。而大多数相对不起诉案件事实简单清楚、犯罪情节轻微、适用法律没有争议，提请检委会决定，只是法定的必经程序而并非是因为案件本身的重大疑难复杂性。检委会审议决定重大案件是各级检委会的法定基本职能，直接关系检委会职能作用的发挥，关系检察决策民主科学，关系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水平。因此，当前检委会应当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