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难”的成因及对策/陈东升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5: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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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难”的成因及对策
河南尚成律师事务所
陈东升
“会见难”对于从事过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提供过法律帮助及辩护的律师来说，几乎都是曾经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作为律师个人、作为律师协会、作为司法局应采取怎样的对策去应对？本文试作如下探讨。
一、“会见难”的成因：
1、 历史的原因：
我们知道，建国以来，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之前，被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乃至正在侦查中的犯罪嫌疑人都是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的。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些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这些人只应受到惩罚，而且，受到惩罚的力度愈大，愈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同时，自古以来，血亲复仇的观念也一直影响着人们，“血债要用血来还”，甚至要加倍用血来还，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在当时的执法人员的心目中，这些“犯罪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人一旦被拘留，即被认为是犯罪分子）只有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惩罚。对于这些人而言，如果其为自己申辩，则被认为是不老实，将受到更严重的处罚；如果律师为其辩护，则被认为是在为坏人辩护，为坏人开脱罪责，与司法机关作对。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相当广泛的司法机关执法人员心目中，对律师持敌视和排斥的态度。这种状况，在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历史上多年形成的观念在许多执法人员的意识及潜意识中，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那么，既然律师被认为是司法机关的对立面，则律师要会见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又怎么会不难？
2、 立法上的原因：
“会见难”目前主要发生于侦查阶段。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及律师提前介入方面，应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尤其是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时，立法上有重大缺陷，这是造成律师会见难的根本原因。该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应该说，这一规定的立法本意是好的，因为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是律师的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既然是法律赋予的，那么，侵犯这种权利当然是一种违法行为。然而，由于这一规定没有考虑到具体的操作性，以至于在实践中，所有的在侦查环节中的案件，侦查机关均是派人在场参加律师对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而且，侦查机关不派人在场，看守所拒绝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至于形成了在这个环节律师的会见，事实上要经过侦查机关事先同意的局面。如果侦查机关不派人在场，则律师就无法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而侦查机关的具体办案人员，往往利用这一点，以拒绝派人同往这种消极行为来达到使律师不能会见的目的。
无论以什么行为阻挠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都是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违法行为。但《刑事诉讼法》对于该行为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未作任何规定。由此，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公安局、检察院办案人员拖延甚至拒绝律师会见的情形，而身为护法使者的律师反而很难直接依据法律规定保护自己。
二、解决“会见难”的对策：
1、在立法上补充完善是根本的办法。
如前所述，《刑事诉讼法》上的不完善是造成律师会见难的根本原因。因此，相关条文应补充完善，增加对阻碍律师执行职务者予以处罚的规定。
2、增强宣传律师在法制建设中重要地位的舆论导向。
律师在我国的社会法律地位不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实践中，人们对《律师法》的认识，也是认为该法是管理律师的法，并不认为律师在执行职务中应享有什么权利。因此，要加强对律师的正面宣传，提高律师的社会法律地位。
3、律师应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律协、司法局应做律师的坚强后盾。
出现了“会见难”，作为律师，应挺直腰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要有理、有据、有节地与有关办案人员交涉，必要时，向其上级领导、人大、政法委进行反映，律协、司法局此时应做律师的坚强后盾。对于向侦查机关的领导、人大、政法委反映此情况时，最好以律协、司法局的名义进行，这样远比律师个人的相应行为力度大得多，易于产生效果。
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河南尚成律师事务所
陈东升
“会见难”对于从事过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提供过法律帮助及辩护的律师来说，几乎都是曾经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作为律师个人、作为律师协会、作为司法局应采取怎样的对策去应对？本文试作如下探讨。
一、“会见难”的成因：
1、 历史的原因：
我们知道，建国以来，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之前，被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乃至正在侦查中的犯罪嫌疑人都是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的。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些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这些人只应受到惩罚，而且，受到惩罚的力度愈大，愈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同时，自古以来，血亲复仇的观念也一直影响着人们，“血债要用血来还”，甚至要加倍用血来还，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在当时的执法人员的心目中，这些“犯罪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人一旦被拘留，即被认为是犯罪分子）只有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惩罚。对于这些人而言，如果其为自己申辩，则被认为是不老实，将受到更严重的处罚；如果律师为其辩护，则被认为是在为坏人辩护，为坏人开脱罪责，与司法机关作对。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相当广泛的司法机关执法人员心目中，对律师持敌视和排斥的态度。这种状况，在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历史上多年形成的观念在许多执法人员的意识及潜意识中，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那么，既然律师被认为是司法机关的对立面，则律师要会见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又怎么会不难？
2、 立法上的原因：
“会见难”目前主要发生于侦查阶段。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及律师提前介入方面，应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尤其是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时，立法上有重大缺陷，这是造成律师会见难的根本原因。该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应该说，这一规定的立法本意是好的，因为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是律师的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既然是法律赋予的，那么，侵犯这种权利当然是一种违法行为。然而，由于这一规定没有考虑到具体的操作性，以至于在实践中，所有的在侦查环节中的案件，侦查机关均是派人在场参加律师对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而且，侦查机关不派人在场，看守所拒绝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至于形成了在这个环节律师的会见，事实上要经过侦查机关事先同意的局面。如果侦查机关不派人在场，则律师就无法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而侦查机关的具体办案人员，往往利用这一点，以拒绝派人同往这种消极行为来达到使律师不能会见的目的。
无论以什么行为阻挠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都是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违法行为。但《刑事诉讼法》对于该行为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未作任何规定。由此，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公安局、检察院办案人员拖延甚至拒绝律师会见的情形，而身为护法使者的律师反而很难直接依据法律规定保护自己。
二、解决“会见难”的对策：
1、在立法上补充完善是根本的办法。
如前所述，《刑事诉讼法》上的不完善是造成律师会见难的根本原因。因此，相关条文应补充完善，增加对阻碍律师执行职务者予以处罚的规定。
2、增强宣传律师在法制建设中重要地位的舆论导向。
律师在我国的社会法律地位不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实践中，人们对《律师法》的认识，也是认为该法是管理律师的法，并不认为律师在执行职务中应享有什么权利。因此，要加强对律师的正面宣传，提高律师的社会法律地位。
3、律师应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律协、司法局应做律师的坚强后盾。
出现了“会见难”，作为律师，应挺直腰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要有理、有据、有节地与有关办案人员交涉，必要时，向其上级领导、人大、政法委进行反映，律协、司法局此时应做律师的坚强后盾。对于向侦查机关的领导、人大、政法委反映此情况时，最好以律协、司法局的名义进行，这样远比律师个人的相应行为力度大得多，易于产生效果。
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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